吴弘达:香港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及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七一”诞生日,香港人举行了强力的、和平的游行示威表示捍卫自由、抗拒专政的意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公开对抗共产党政治的巨大的、历史性的民众运动。一百多年前,英国的炮舰把满清王朝打懵了。当伦敦要求割让香港时,满清王朝对这个小岛的要求并不太在意。因为这种岩石小岛,中国沿海没有几千、也有几百。又不是珠江三角洲或华北平原的一个省或甚至一个县大小的领土。英国要求割让香港的直接原因是想有一停靠海船的港口,我相信当时没有人相信或预测香港在未来的中国及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会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的爱国主义历史学家及政治家,特别强调香港的丧失是中国民族的耻辱,清王朝的颟顸昏聩等等,但在中国历史上,香港客观地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所谓积极的意义是相对于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大陆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而言。
一直到1997年7月,英国放弃香港殖民地,香港再次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百多年中、香港扮演了英国,甚至包括一些西方大国,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前哨,同时,香港又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重要因素。这是对立双方利弊矛盾交错在一起的历史现实。
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大陆有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族起义、民国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屠杀地主、资本家,三年大饥荒、文革斗争,一长串息息不停的、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残酷斗争,这一切在香港都没有。举一小例:被英军俘获然后送往印度囚在木笼中作展览的满清大臣叶名琛,曾在镇压人民时一次屠杀了五万人,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却没有这种杀人纪录。香港基本上维持了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
在这一百多年中,香港从一个不毛的蕞尔小岛发展成一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金融经济中心。毫无疑问,香港有其特殊的条件及背景,并且,中国人在这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应该问一问为什么上海、天津或广州这些背靠着富庶的自然、人力资源,并已有一定经济及社会基础的城市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经济金融经济中心呢?显然,香港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个基础,即使它是中国爱国主义者咒咀的殖民制度。
在这一百多年中,香港是亚洲地区(恐怕是唯一的)一块地方,西方与东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宗教、政治等等方面和平地相互了解、交流、渗透、融和。无疑这给双方带来了潜在的、长远的、重要的利益。
在以往一个多世纪里,香港还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它好比高压锅上的安全阀门,当这口锅(中国大陆)因各种原因压力增高时,它的阀门(香港)就起调节作用。例如,日本侵略者打到上海及华南时,香港就是迁移资金和人口避难的地方。国共内战期间,当国民党声势汹汹时,共产党人不间歇地利用香港避难,转移和保存力量,共产党应该念及这些好处。1949年共产革命节节胜利时,上海等地的资本大量涌进香港,包括董建华的父亲都开溜香港。(董浩云当年若不去香港哪会有今天的董建华?)
1962年成千上万中国居民为躲避饥荒,奔向香港,港英当局闭关拒绝接受,后来以庆祝英女王生日为由,开放边界三日,救生二百万。当时本人在劳改队,饿得站不起来,闻此消息大恸。
60年代文革时期,大批屠杀的尸体,由珠江漂流到香港,港英当局一一捞起安葬。同时活着的人大批或泅水或浮舟逃亡香港,问问如今在香港的人有多少是那时候来的?没有香港哪有他们的今天。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没有香港人的仗义,没有香港这个通道,多少学生领袖今日尚在何方?
这个“高压阀门”的功能,1997年后消失了。如果中国大陆不再是一个“高压锅”,那就罢了。如果还是呢!?
尽管在许多人眼里香港的中国人是二等公民。但是,数十年来不绝如缕,不知多少人,包括中国大陆公民中的头等公民 - 共产党员都千方百计要到香港去定居,宁可做殖民地的二等公民。谁都清楚这决不是赚钱容易,没有粮票制度,生活舒服这些物质上的原因。我们不应该有政治上的虚伪,或者让虚伪的政治欺骗自己和别人。香港社会给予一个人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显然要比社会主义的中国好得多。
香港人表面维持着民族自尊心,暗地里生英国人的气,因为他们不是英国公民。香港人表面上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但心地下又歧视大陆来的人,表示与他们不同。香港人没有英国国籍,过去用一张港英当局的护照居然通行世界,现在“一国两制”下还适行。如果变成一国一制,香港特区护照恐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一个价码了。香港不再是香港人的了。
香港人是什么“人”?他们在文化上,传统上相当虔诚地了保存了中国的传统,从打麻将、看风水、吃中药、舞狮放鞭炮等等比中国内地的人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比新加坡的华人更认同中国。记得,1996年笔者在伦敦,与撒切尔夫人私下闲谈时,她说:“有不少人批评我,为什么不让香港成为第二个新加坡,可是这个问题是要由五百万香港人来回答的。”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环境及教育制度,香港人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商业道德、自由、民主、各方面的价值观念。这与被压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大陆人很不一样。香港人是一群特殊的人,2003年“七一”游行,就表明了这一点。
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初期,我在广州市看到如森林一般的电视天线。广州的地缘使人们可伸一个金属架子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市政府三令五申要撤除,但禁而不绝。这一小例,可见香港对中国的变化所起的作用。这一切是1997年之前隔着一条政治边界发生的。
今天,中国大陆正处在历史性的大变化中,六百万香港二等公民不再具有英国殖民制度的某种政治上、经济上的裨益,今天他们是名正言顺的中国公民。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变化将愈来愈深地牵引香港。例如,香港特首是北京政府任命的。共产党可以任命王震、韦国清式的人,也可以任命荣毅仁、包玉刚式的人,但却不可能让香港人自行选择特首。香港人退缩到扮演单纯“经济动物”的角色愈来愈不可能了。
1997年后,政治边界消失了,尽管六百万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公民眼下还有一些特殊地位、特殊权利,但它逐渐在消减、溶化。六百万香港人今天带头冲击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及社会制度,这一回不是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在外国炮舰下进行的。
说句通俗的话:北京共产党政府要摆平六百万香港人,不那么容易。
记得孩子们玩的斗兽棋;其规则是象吃狮、狮杀虎、虎吞豹、狼、狗、猫、最终鼠败象。香港是一只小老鼠。这盘棋才开始不久。
作者为《观察》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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