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眼中，香港正经历第二场“非典型”疫症。这一场政治疫症的杀伤力，可能远远超过夺去近三百港人性命的疫症。首先，在国际影响上，已出现三大危机：董建华政府的管治危机、香港回归的前景危机和一国两制的示范危机。其次，在经济层面若由政治动荡拖累经济复苏，民怨加倍累积，香港有可能变“死港”。
不明港情况决策频失误 七一大游行至董建华政府被迫对国安条例作出三项重大修订后，还要押后二读，没想到一个接一个出现：第一，没想到游行人数超出预估十多倍；第二，没想到董建华政府民怨这么大；第三，没想到香港人一点不领温家宝情，不给新总理面子；第四，没想到民主派的能量还这么大；第五，没想到田北俊和自由党关键时刻倒戈；第六，没想到曾钰成的“软骨病”又犯了；第七，没想到叶刘淑仪如此硬朗；第八，没想到一些政治人物上京后，仍然采取与董建华对立的立场。事实上，北京想不到的事情还一大堆。
这些想不到，既说明北京对情况不了解，短期内出现连续误判和决策失误，也说明中共整个港澳工作出现重大失误。
如果说，七一大游行人数还可能因为多种变数而出现判断误差，是情有可原，那么田北俊的倒戈，是没有理由不作防范。田北俊承认在行政会议多次提出了不同意见，董建华可能因为与其有交情，田北俊和自由党又是执政联盟，所以相信他最终会支持政府。董建华的失误可能是过于相信朋友，犯了政治幼稚病。但是，作为国务院港澳办没有理由毫无察觉，并毫无游说能力。上京几位求晋见的立法会议员，都未能被港澳办游说成功。当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原先也不够票数，但最后仍被一箭定江山，游说某银行议员成功而最终通过。
北京那边厢，港澳办对情况不明，游说无力；香港这边厢，左派阵营乱作一团。李鹏飞本来是挺董的，但这会儿批董是最凶的。不过，他虽身为港区人大代表，仍不能算是左派成员，但马力、刘佩琼等一向火力也不弱，他们似乎未有在左派阵营中统一口径。到了紧要关头，曾钰成又是道歉，又是考虑辞职，以为讲几句软话就可以挽回民意，倒是郑耀棠最为淡定。有日本政论家对笔者讲，香港左派的组织能力还不如民主派。七一以来，民主派只是李卓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鼓吹煽动”包围立法会。
助董稳阵脚不轻言换马 其实，很清楚，董建华政府这次立法遭受重大挫折，并可能引发管治危机，是北京在港澳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回归六年，立一个小小的国安法，要搞到数十万人上街大游行，北京有学者说，表面有经济上的客观原因，港府主观上也缺乏经验，立法过程粗糙、简单，尤其不懂得抓舆论，和风细雨解释法律条文，但是根本上说是港澳办工作不力，致使董建华政府不断犯低级错误。
事实上，回归六年来北京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心态变了：过去仰视香港，后来平视香港，到现在是俯视香港。以前，邓小平定下一国两制方针，是视香港为宝，用一国两制保证香港繁荣稳定。因此，在制订和执行港澳政策，一向小心翼翼，打醒十二分精神。如今，英国佬走了，香港经济一蹶不振，相反大陆蒸蒸日上。现在是香港求大陆，港澳办无为而治，方种下今日之危机。
北京目前正检讨港澳工作毋庸置疑，但是中共相信有二不变：其一，对民主派的强硬方针不变，董建华取消与民主派会面就是信号，北京相信任何让步都不会使民主派满足，只有斗争并斗赢，才有香港稳定；其二，胡温挺董不变。当前是支持董消除受挫的心理压力，稳住阵脚，重整旗鼓，决不会轻易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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