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石：烈士诗篇也能造假

凡是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都非常熟悉《革命烈士诗抄》、《红岩》中陈然烈士的《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
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从来没有人怀疑此诗真伪，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课本。

1月16日《南方周末》载何蜀先生文章《〈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用翔实的材料指出此诗是《烈火中永生》、《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人集体创作的，并非如《烈》、《红》书所说，敌人审讯时陈然烈士不假思索奋笔疾书。就这样，这首骗了亿万青少年假烈士名托伪之作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于我真有晴天霹雳之感，原来那么神圣的东西轰然倒坍，《烈》、《红》、《诗抄》是我最喜爱读的书，曾要女儿多看几遍受教育。既然诗、情节都敢造假，不知书中还有多少水分没挤出？

联想到去年7期《书屋》何蜀先生另一篇文章《文艺作品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所披露的中美合作所真相，更叫人大呼上当跌掉眼镜。中美合作所是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情报合作机构，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盟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如美国空军击落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该所军统局人员电讯侦测、破译密码的功劳，该所1946年七八月间就结束使命了。《烈》、《红》书及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大量文学作品描写的令人恐怖的集中营－－中美合作所都是子虚乌有，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

即使文艺作品允许虚构，也有一定的“度”，大的历史背景、基本的历史史实绝不能编造，编造离了谱无异于害人骗人，不管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动机。如果允许胡编乱造，历史岂不成了妓女，谁掌权（话语权）就和谁睡。这是我们宣传中一个老毛病，几十年如一日：凡是革命的正义的事业，就往好里吹、注水胡编，反正说谎也不必承担道义上良心上的自责；凡是反动的非正义的事业，就往坏里说、注水胡编，反正他是坏人，怎么说也不为过。前述两例都是极好佐证，我再就歌乐山烈士之事举一例，前年单位组织接受传统教育，观看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演出的话剧（名字忘了），表现烈士们在狱中斗争、就义的情景，据说在全国各地演出反响颇好。烈士们在就义前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加强干部监督、发扬民主、反
腐败之类的时髦话语，特别切合今天现实。当时不少同志怀疑，一是解放五十年了，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烈士这么“与时俱进”的话语，怎么今天才想起来宣传？这么深邃的思想，《烈》、《红》书怎么一点没提？二是烈士们再有想象力，恐怕也想象不到今天如此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他们不是神；况且当时正是中国革命最后胜利之时，革命者充满着胜利豪情，依常理，应该是理想实现的激动、喜悦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憧憬、远眺、前瞻，负面因素不会考虑太多。所以我怀疑这是编剧为拔高烈士、提高票房之计，当然只是笔者猜测，不敢证实，但造假看的多了，也就看出点门道了，八九不离十。盼着有更多的“何蜀先生”，把极左年代制造的众多“西洋景”揭穿，表现出史学家说真话的勇气和基本的专业精神。

浴火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