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部现代哈姆雷特开场了。今年一月二日，国会决定公开秘密警察档案。那些受害者们震惊了！在出卖他们的人里面，除了吃官饷的警察、党官和干部外，还有他们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近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德国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反对运动的现任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一度被秘密警察逮捕。一九八九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九０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维拉推动通过了法案，为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人寻求正义。于是公开了秘密档案。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像其它人一样，维拉被档案中的秘密震骇了。
她的案卷共有六十个特务和线民提供的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的内容。她不加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她们有两个儿子。丈夫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事不是他干的，可是最后不得不承认了。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起来。
档案公开后，许多德国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悲剧，那是旧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肮脏而又无奈的故事。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见人士都干过出卖同志的事情，从而辞去了民选的职位。包括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出了做线民的历史。
那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案卷。在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秘密警察备案了六百多万人口。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这样规模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警察的线民。档案中的材料，大多数由非专业的线民提供，而非由职业秘密警察提供。线民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压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
”爸爸你干了什么？”这是五十年代战后儿童质问他们做过纳粹的父亲所用的一句话。今天，后共产时代的德国的孩子们又一次问成年人同样的问题：”爸爸你干了什么？”多么严峻，让你无法回避。不幸的德国人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捉弄。
每个前共产国家都有秘密警察。秘密警察的凶残在冷战结束前便为世人所知晓。但”恐怖档案大公开”后，令人震撼的是德国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们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档案，藏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案卷，重达六千二百五十□。
九０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分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在逃的前东德秘密警察销毁了一部分最恐怖的档案，如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赤军旅（红色旅）的档案。还有一些被带走，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拍卖或用之威胁敌对者。但基本上，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为历史学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档案公布后，人们发现许多过去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原是秘密警察的长期线民。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冷战时代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天主教堂行政总管，为秘密警察做过二十五年的线民。前柏林国际知名的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提供报告，汇报教授和学生们的政治态度。此外，还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师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有警察的”线民”。
阅读了自己档案后，许多人对秘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收集的所谓”情报”无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放在何处等等。秘密警察甚至把一些监视摄像机装在公共厕所中，每日都要去公厕一趟，检查录像中有无情况发生。例如，档案中这样记录：
“他穿过马路，在肉店买了一条香肠，然后他同店员交谈。我买一条香肠，带芥茉的吗？是的。”
东德歌星比尔曼发现，他的档案一共四万页。他自己怎么也读不下去，太无聊了。当然，卷宗内还录下了他与女朋友调情的每一句话，回味起来蛮有意思的。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不屑说，秘密警察组织不是档案馆，他们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二十年。他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从档案中帕皮斯知道警方计划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他们要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签证。为此目的，秘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法与帕皮斯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
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过去认为秘密警察努力唯一未能摧毁的反对场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东欧反对运动不同于中国的特点。因此，八九年和平革命的许多组织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秘密档案公开后，历史被重写了。事实证明有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局的线民。最令人惊奇的是东德唯一的非共产党总理得麦西尔。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一九八九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政权的组织工作，并在共产党垮台后被选为总理。他的传奇是矛盾的，人格是双重的，最终因为被揭发了过去的线民历史而退出政坛，隐居起来。
另一方面，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则受到秘密警察的无情打击。特务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常态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
一九八三年一名医生突然告诉他，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必须从现在起一直吃药才能维持生命。否则他的体力将逐渐丧失。接受医生的治疗后，艾格尔果然开始丧失体力，这使他一度想自杀。结果他在绝望后不再遵医嘱吃药，他的健康竟自动恢复了。从秘密档案中，艾格尔终于发现他几乎不能想象的秘密：他根本没病，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秘密警察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艾格尔的健康。
艾格尔评论他的遭遇说：”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艾格尔后来带着档案找到那名秘密警察雇佣的医生，发现他已经精神崩溃，但还在撒谎说他曾试图保护艾格尔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而没有拿出档案同医生对质。他已经受到良心上的打击，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况下，秘密警察的镇压目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被认为对国家有危险的人中所有的人。不管你从事反对运动与否，你属于某个圈子，便是危险分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警察相信，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职业人士，都不愿顺从东德的统治方式，从而一定是危险的，必须被监控和加以打击的。
从六十年代起，东德许多前卫艺术家，开始迁入柏林的一处衰落的街区。那里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气息浓厚，好象纽约曼哈顿的东村。艺术家们一到周末便聚集街头，朗诵诗作，展览绘画，演奏音乐，同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一种反叛性文化生长出来。
言论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没有谁相信他们的长发、酒吧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前卫艺术可以威胁当局的统治。他们甚至脱离了一般的柏林市民，标新立异，形成一个孤立的社会岛屿。但是他们的存在便表示了一种独立和异端倾向，秘密警察对此不能容忍。
秘密档案暴露了，这是一个秘密警察最关注、最仔细监控的一个社区。许多艺术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定期、详细地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朋友所说、所做的一切。这里的警方特务总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发行人、设计师和音乐家。安德森的特务身份公开后，一大群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们太了解他，太喜欢他，以至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东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鲁兹拉热诺便是安德森负责监控的文化人之一。他对记者谈到看档案的感触：”我的反应越读越不同。那些报告是我过去的详细记述，虽然丢失了一半，但还有五千多页。早期的事情我可以平静地读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让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出卖我的人，多数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怎么会作这一切让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干的事，让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也许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时充当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两种世界里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安德森则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但是尽管他秘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从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威胁着政权。安德森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撕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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