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弱势民工盼强势改革

中南海已发出强烈的政治信号：人大改革势在必行。政府改革、政党改革、司法改革，都离不开人大改革。中国大陆竟有一亿多人没法享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绝大部分选民对所选的候选人，不了解、不熟悉，根本就没见过面。改革，就是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参政议政能力，要有具体考核标准。改革，用百姓的话说，就是要让人大这“橡皮图章”硬起来。

始终关心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北京亚运豪庭的屋业管理员屠健，在A座门口，认真读着那张一整版名单的日报，有人问：“你能知道他们都是谁吗？”他摇了摇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有什么事也不会找他们。不过，不是常常说，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嘛，读一遍他们的名字，心里有个底。”“你有选民证吧？”“当然有，我们是在小区直接投票，不过，连区人大代表候选人都没见过面，更别说这些全国代表了，他们究竟是谁，我也不明白。”他说着，不好意思地笑笑。

在今届人大会议上，再次有人大代表公开对这一现状作出质疑。上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天津雷世钧等三十名人大代表、浙江杨明志等三十一名人大代表，都曾提交关于修改《选举法》的议案，但所获答复是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认真研究”，再无下文。今届人大会议上，程立新、许金和等百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要求修改《选举法》。

选举法不适应社会

许金和等三十九名代表认为，目前《选举法》中有关“候选人介绍”、“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条款，已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选举实践需要。确保选民对候选人“知名、知人、知情”，是选举核心环节，但目前的选举实践中，选民与候选人沟通十分不畅。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公众“对候选人了解多少”的问题上，“只了解一点”、“完全不了解”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六；六成选民对介绍候选人的方法不满意；三成五的选民认为应当让候选人与选民直接见面，作竞选演说，回答选民提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陈斯喜认为，这与目前选举法对介绍候选人制度不完善有关。

前不久，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北门乡龙潭村农民廖怀鑫，出动宣传车为自己参与竞选作宣传广告，最终在多方压力下，被迫退出竞选；福建延平区樟湖镇溪口村原村委会主任廖良兴，拍摄竞选演说录像带，由闭路电视播放，被罚款一万元人民币。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游劝荣对此评论说：“宪法保障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一切旨在促进开辟选民与候选人沟通渠道的努力，都应得到鼓励，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应随之相应调整。”

李邦良是在北京的浙江籍民营企业“十佳优秀经营者”。这位全国人大代表说：“十多年来，许多浙江籍人已经成了‘老北京’了。目前，在北京经商和办企业的浙江人达四十万，办了企业上万家，为北京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他们中间却没有人在北京当选人大代表。”这些浙江人居住、工作、生活、纳税都在北京，由于户籍仍在浙江，无法以人大代表身份，反映自己的声音。

浙江予外来者权利

李邦良老家在浙江义乌，普通外来打工者从二零零一年起就有自己的人大代表，那年十二月，来自江西、安徽、贵州的王小君、王芳等七名外来务工者，当选为义乌市大陈镇人大代表，成了浙江省首次外来工参加居住地乡镇人大代表选举范例。

深圳的人大代表是一百四十万拥有深圳户口的市民推选的，但这座新兴都市有四百万“非户籍常住人口”，即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就是通常所说的民工，没有民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深圳，但他们却是公民选举被遗忘的群落。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原深圳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余庆说：“绝对不应当用户口卡住外来常住人口的脖子，影响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人大代表、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接触了一些外省籍非公有经济人士，他们都希望参加工作和居住所在地人大代表选举，但却不知道可以找谁。长期在某一市务工或经商人士的利益，其实更多的正是与居住地政府行为有关，而与其户籍所在地关系不大了，在现居住地切身利益的有效表达，就需要有畅通的参政议政渠道。

在今届两会期间，一份《关于建议尽快修改“选举法”，确保外来劳务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议案，得到来自深圳所有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附议，还得到广东代表赞同。目前，广东外来流动人口一千万，占了广东省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的蔡定剑，是宪法和人大制度理论专家。这位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认为，选举制度应该从今天的以户口地划分选区，改为以居住地划分选区。当然，这首先需要改变中国的人口管理制度，从户籍管理改为居民管理。比如，长期居住两年以上而获居留证，即可参加当地选举，享有参加管理当地城市的管理权和发言权。

据悉，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原则是农村人口每九十六万选出一人，城镇人口每二十六万选出一人。有学者认为，这种名额分配的不平等，体现了城乡不平等。还有学者认为，人大代表的构成越来越非大众化，第十届人大中共党员的比例，由第一届的百分之五十四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三，干部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知识分子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一，工人农民的比例则下降到百分之十八。中共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认为，这种非大众化的反面，人民代表的官员化，以致一些地方出现百姓找代表反映问题竟然遭打压的现象。

人大和政协会议不是表彰劳动模范和名人的大会，要讨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有代表当选后，竟然说：“感谢党和政府，我一定履行好代表的职责，好对得起栽培我的领导。”有代表在政府官员面前自认低人一等，称自己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是“提建议”、“出点子”。有代表说：“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接受教育的。”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坦承，当全国人大代表的前两年，到北京开会，面对那么多官员，一直不太敢讲话，直到第三年，才开始大胆反映百姓的真实意见，大胆联名提议案。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韩大元说：“当全国人大代表，首先是职责，是人民派往权力机关的使者。”

今届人大会议上，时时能听到“别离你代表的人群太远”。来自山东省泰安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在两会期间独自来到北京月坛公园劳务市场。那个劳务市场主要是从外省进京的打工者聚集于此。他对着他们大声说：“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曾经进城务过工，大家有什么困难和建议，可以通过我向上反映。”人群一下子涌了过来。来自安徽巢湖的农民工张君涛嚷嚷：“我们不偷不抢，公安警察凭什么到处撵我们，动不动就抓住我们往地上按？”来自河北沧州的建筑农民工陈刚说：“为什么老板总要克扣我们的工资？”

王曾当选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他也曾是外来打工者，后凭着奋斗，已脱离原来所处的弱势群体。这位泰安工商联副会长对亚洲周刊说，他们所说的遭遇，他都经历过。回到代表驻地，他写了一份《关于建议制定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法》的议案，希望在五年任期内，看到一部专门保护进城务工人群权益的法律。在人大会议闭幕前夕，此议案被正式立案。据透露，这届人大议案组收到一千零五十份议案，仅三百多份经层层审查最终立案。王如此自觉寻找自己所代表的人群，反映他们的呼声，在代表中显得难能可贵。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被人们称为“夏青天”，十多年来，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期间，来自各地的一些百姓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难题，都会“来北京找夏老头”。他平均每天要接四十多个求助电话。他帮助素不相识的百姓，解决了各种大小困难上千件。一名南方人到北京找他，说自己家人没有犯任何错误，却被当作一场斗殴的嫌疑人抓走了，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人过问。一次，夏出差南方这座城市，于是找到市长办公室，在门口连续坐了四天，没人理睬他。后来，他打听到市长秘书的电话，于是打过去，秘书一听就来气：“谁让你打我的电话，市长没时间。”说完就挂了电话。夏说：“这样的情况我没有少遇到，令人痛心。我作为政协常委想说话都那么难，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

今年北京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北京市民李起到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向宾馆服务员递交了一封致人大代表的信，反映他对一项地方政策的看法。服务员接信后，让他等候，过了片刻，保安人员将他带到治安岗亭交给民警，随后，警车又将他拉到警署派出所。

上访者认错才被释

李起被公安关到地下室，一再被问话，滞留七小时，并被勒令写下三点：“这是上访行为”，“下次再也不去了”，“这次我错了”。在他写下认错书后，警方才放人。他说：“我下次真的不会再去了，如此对待我，我还能去吗？”

人民代表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今年十九位年轻官员和学者入选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们热议的“专职化”终于迈出第一步，中国政治在行政与议政之间原有价值判断开始有调整。上届人大，从正副委员长到秘书长，十九人中八人是前政府官员，人大九个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全部曾担任中共或政府官员。宪法规定：人大常委组成人员不能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查和检察机关的职务。此规定原本就是要防止人大常委会变成政府翻版。人大常委会也不宜由以前的政府官员担任，两者在权力上应该互相制衡。

新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人员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们普遍认为，这显示人大预算监督将要加强。这一委员会将受全体(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