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提“向农民道歉”这个话题，它的前提是：政府应该向农民道歉：为５０多年来，对农民进行了野蛮的、粗暴的、非宪法的对待而道歉。
我们已经知道：
澳大利亚政府早在１９６７年，就做了一件大事：为本国的土著居民恢复了曾经被剥夺了公民权。澳国总理霍华德后来还为此向这个占全国１％的群体作出了道歉；新西兰的政府总理克拉克在２００２年，为百年前政府向华人强征“人头税”这一歧视性的制度，向占本国人口２％的华裔道了歉，并在为此作相应的赔偿准备；加拿大政府已于１０年前，对于它几十年前实行的排华政策，向它的华裔国民作了道歉；南非政府也为曾经实施了针对黑人的隔离政策，也表达了拆除隔离、祈求和解之意。
中国呢？－－一个城乡隔离制度的实施者、一个比旧南非的种族隔离搞得更厉害政府，它该怎么办？
从法律上讲，农民不但有权利要求政府马上废除以“户籍管理条例”为标志的城乡隔离制度、终止继续伤害，不但有权利要求政府向他们道歉，还有权利向政府索取因为实施这种以奴役与剥夺为基本特征的、非人道的制度对农民造成的物质的、精神的伤害进行赔偿，对隔离的罪恶历史进行彻底清算。
在今天的中国，农民人均在人民大会堂的投票的机会只有城里人的１／２９，人均可支配的现金的数额只有城市市民的１／１５，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城里人的１／２９……如此种种触目惊心的差距，都是政府实施隔离政策直接造成的。
今天中国农民赤贫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几十年的劳动所得，被政府洗劫了一空。这是我们农民普遍活得如同乞丐一样的原因所在。但要指出：中国农民憔悴的脸，远比外国的乞丐（或难民）的脸沧桑；他们处境其实不如乞丐：没有哪国乞丐需要向政府交税。没有人算得出，“解放”５３年了，政府在我们农民身上掠夺去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万个亿。
关于赔偿，我仅说一类：中国城乡教育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这是众所周知的，其不公的程度也是举世无双的。一个农民的孩子，在上大学的录取线要比城市人高１００多分，平均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城里人的１／２９（这个数字是中国教育部今年２月１３日发布的报告中承认的；中国财经报去年４月２６日刊文说是１／１３）。
如果一个农村孩子起诉政府在教育政策方面搞歧视，直接导致了他（她）无法进入大学受教，无法上大学使他（她）受尽了生活的磨难，这样的磨难几乎葬送了他（她）终生的幸福，他（她）就有起诉权，和索赔权，把政府部门送上被告席，提起索赔；千千万万个农家孩子，都可以这么做。
此外，农民还可以对财产权被剥夺、对就业资格几十年被剥夺的一类非法对待提出索赔。尽管，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一起这样关于“国家歧视－公民索赔”的案例。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有！
－－毕竟，这样的政策明显违反了中国的国内法，同时也违反了已经对中国生效的国际法；
－－毕竟，在当今的世界，在我们这个宣称“依法治国”的国家里，任何人、任何法人（中国政府也属于法人）必须为其所作所为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保护中国人人权的另一重武器。从常识而言，国际法的法律效力还要高于国内法。
一旦这样的情况开了先例，潮水一样的索赔活动将会席卷中国。它所涉及的数额，将是非常的庞大，庞大到足以轻易地把中国的这个脆弱的、负债累累的财政摧毁。
我预计有一天：政府会向农民代表（真正的、非钦封的农民代表）求情：求你们让“我”少赔一点吧，政府以前的做法是真的错了，伤害了你们，政府要改正错误。父老乡亲们，你们受苦了！
从今天这样的一个被国际法规范的世界、从今天人类文明所达到的层次这些大背景看，我不相信中国的农民像今天这样受人奴役、受人羞辱、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局面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迟早有一天，世人会再次地认识到：中国农民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正是这么一个几千年来被人轻贱的群体，在历史上曾经颠覆过一个个皇族和王朝；也是完全仰仗它的力量，我们今天的所谓“共和国”才能够得以诞生。
农民，这个中国数量最庞大、力量最弱小的群体，要变成中国最强大的群体，这个过程需要多久？
－－从现状看，有一层厚厚的冰，制度的冰，非常坚固，影响着４／５的中国人的命运。因此有人会觉得破冰的历程会非常艰难。改变现状的努力会是非常漫长。
－－可是我说：这个过程也可能非常短暂。－－假如我们努力的方向正确的话。
如果和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任何人有平等的投票权利去选择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基于他们在中国总人口里所占的比重，那马上，农民会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势力－－不管中国是搞直接选举、还是搞间接选举，只要是搞真正的选举，只要他们拥有了和城里人完全同等的投票权，那么，他们瞬间就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的意志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意志；他们马上可以着手去规划自己的幸福、去掌控自己的命运。
那时，没有任何人再敢漠视他们，没有人会有欺压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利益诉求会因此而轻易得到实现。他们的冤屈，他们的合法权益，不需要千里迢迢赶到权力机关的信访办去倾诉、赶到中央电视台门口苦等“焦点访谈”记者的舆论声援。
我的意思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他们要赢得尊严，获得幸福，他们再也不需要采用“农民起义”的方式去打破旧的、既定的、对他们极其不利的利益分配格局。一些不屈服悲惨命运的农民不必去效仿陈胜吴广、不必去期待“乱世出英雄”。人类的抗争的方式也文明化了。今天农民要做的只是：把法律赋予自己的那一个投票权要回来。当然，就现在而言，需要全体中国人发出一个声音：督促中国的领导人做有诚信的人、做说话算话的人，切实履行他们在多个场合、多次作出的有关“遵守宪法”、“依法治国”的承诺，督促他们兑现他们所签署的国际法中切实保障对民众人权的义务。 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享受平等的投票权利，早就不应该成为什么奢求。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再三地、多次地确认：一国内，不问出身的所有人民，享有这一权利。
农民的公民权利回归后，他们就完全有资格去决定谁来执政中国，他们可以随时可以决定、去更换他们不满意的执政者。他们也可以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社会制度。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经济发展模式。
有人会对我的说法产生怀疑：那样的情形真的能够出现吗？－－要真是这样，这可是有五千年中国第一次带有根本性的、本质性的、既换了汤又换了药的、最重要的革新事件。
这也将是中国首次不依靠梁山好汉李逵们挥舞他们手中的“板斧”、不仰仗毛泽东们手上的“枪杆子”之类的武力方式、仅凭“文斗”（毛语）和平实现的社会变革，回归社会正义。－－这也不是“什么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这是以农民占主体的民众的自主选择。
选举权可以改变中国？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不用怀疑：在现代社会，弱势群体争取到自己法定的选举权利，是弱势者解脱自身苦难的一种最便捷、最有效的武器！
这是有先例的：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段，加拿大政府以法律形式实行着臭名昭著“排华法案”，压制华人。大清重臣李鸿章强烈抨击也无济于事。这个曾被人认为是无法撼动的铁板一块的制度，到１９４７年，当华裔移民争取到和白人一样拥有同等的选举权以后，法案立即寿终正寝了。华人彻底摆脱了被鱼肉的命运。
在任何一个尊重民意尊重选民的国家，没有哪个政治家“勇敢”到了可以肆意漠视选民利益的地步。在选举权“人手一册”的国家，政客无一不去巴结、讨好选民。在这样的国家，任何人的利益都会被照顾到。
我相信，在人类世界，对于一些向善的、爱护每个人、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这样一些基本的行为规范和文明准则，人类对它们的认知和尊崇是共同的、是跨越民族、跨越文化的。从上个世纪开始，文明的人类社会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在收复“人权的沦陷区”；搞种姓制度印度，被文明收复了；搞种族隔离制的南非，被文明收复了；马丁·路德·金时代的发生在美国种族歧视，被文明收复了……也就是说：人权沦陷区的势力，在浩浩荡荡、气势如虹的文明潮流面前，节节退败；人权沦陷区的领地，日趋缩小。
这应了国父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
亡……一切负责任的政府，对自己犯下的制度性罪过，无论大小，都是有修正举措的：澳大利亚这么做了，新西兰政府这么做了，南非政府这么做了。
下一个，该轮到中国了。
中国政府，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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