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年关

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普天同庆。爆竹声里一岁除，且把新桃换旧符。除了这些套辞外，我们还知道什么？而这些套话背后更为深厚的人情、物理、信念是什么，我们也无人提及了。但我知道，中国二三流的文人戏子们却一直想抢答也在抢答这一问题。从元旦到春节，我们一直在技术包装出的喜庆里看着他们现眼。由于有关这一文明传统的洞见阙如及其精神传承之人物的缺席，他们的现眼往往成为中国观众随喜观摩的盛大的节日演出；也因其无根无着，这种现演往往具有后后现代的喜剧性。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中国人的言语和思维只能在平安、祥和、恭喜发财等套路上打转。

但我的记忆深处有着年关的另外内容。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后面的不记得了，网络上会有，但我拒绝用“古狗”把它搜出来，大概是有人流泪，有人歌舞楼上头。我儿时常唱的歌谣，大人望挣钱，小娃子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时我们才有新衣服穿，才有肉吃。而富人过年，穷人过年一类的提法则更直接明了地把世界划分出界线。鲁迅写过祥林嫂在年除夕死去的事，那种感受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悲苦的神经则在穷富背后发现了精神的悲喜剧，发现了观念的杀人力量。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并非集句：从中心到边缘》，诗很短：

眼看他起高楼
我冻得直发抖

眼看他宴宾客
我没有钱买酒

眼看他楼垮了
我坟墓成荒丘

眼看他生了死
这山水还依旧

现在看来这诗似乎还是有一些少年记忆和意气的。而说到穷富，就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借债，乡里乡亲的，一年到头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些磕磕碰碰，有些大言诺言豪言，更有些钱物上的典当借贷。我印象里的年关期间，乡亲们多会记起这种种的岁月波折，而采取种种办法。这是讨债的好机会，即使人们年中会两手一摊地作难，此时却必得想办法还债，否则，这个年是不好过或没法过的，除非离家出走，躲债。理由很简单，这是年关，无论是借方还是债主，年关是他们共同承认并遵守的底线。到年关了，你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借过我家的三斗米该还了吧。到年关了，你打针看病借我的十块钱该还了吧。

我不知道社会学家们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这其实不单是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文化，是习俗，是传统，是法则。确实有无赖，借贷了却经年不还，跟债主争吵。但此时人们最为硬气的话乃是，老俗言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没钱，你没钱怎么过年，看你屋里，不是置备了年货吗，没钱你怎么办的年货，不给钱，好，那就拿你几斤腊肉抵了。诸如此类的话是我经常听到的，而欠债的也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从自己家里取东西，大者也如今天我们农村的乡镇干部进村牵牛赶羊一样（当然，今天的乡镇干部早已发扬光大并有创新，例如他们把欠他们所谓的税费的农民关起来，办学习班，到村民家里搬桌椅收音机电视等一切可以搬走的家当，上村民房顶拆其房子，等等）。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你不还钱，你就是没理，你能到哪儿说通你的理去？你行不正。我小时候听多了这样的话，我确实知道它的份量；一个人不遵这理，不守这规矩，他就没有信誉，他做人就是不可信的。但万没想到的是，今天的中国农民已经不信这理了，他们虽然不得不忍受乡镇干部们“鬼子进村”式的扫荡，但仍执拗地拖欠税费，从皇粮到用货币化的各种名目的税费的转变，竟使得他们不再相信曾经义天地的至理。他们是良民还是刁民，是公民还是农民，真是跟今天的“年关”一样难以说清。

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民的对立面们，他们面对亏欠同样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们的年关过得最为惬意。一年答应过的各种债，情债、借债、聚会债、演出债、稿债、政策承诺债，等等，在此时完全是莫须有无地对待。听说北京的圈子里流行一句话，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那些公共政策的制订者们是如此如履薄冰地明了在复杂而矛盾重重的社会关系面前的无能无力，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坐在大大小小的火山上，但他们却一次次地侥幸地过年了，而且过得喜庆、吉祥，收到各种问候、礼品，“送礼就送脑白金”，据说他们能收到很多这种补脑礼品，以补充他们一年里绞尽脑汁耗竭的脑力。听说那些公共人物们，如作家、名人、明星、学者专家们，他们一到年关是他们的收获季节，各种约稿、会议、演出，电话、传真、伊妹儿、邀请信、合同书纷至沓来，他们应接不暇，编辑、记者、主持人哀求着他们，用他们的话说，他们难过呀，他们没有时间跟亲人团聚，他们得赶写文章，得出席各种会议，得打着“波音的”天南海北地赶场。我宁愿相信，他们的难过，是他们承诺太多，他们算计最大化，而对欠债不还允诺不守的行为于心不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年年如此难过他们仍要过，而且他们过得相当不错。据说，他们年关时的收入占全年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么，年关究竟是什么呢？我曾经想到一种思路，它可能是我们文明里的信仰情怀，也许，这种奠基了一个文明社会存在之可能的信仰情怀是我们文明应对丛林法则、应对功利算计、应对历史主义或理性的秘密，即那种历史主义眼里毫不顾惜的岁月流逝必须时时休止，那种永无尽头为明天将来做准备作牺牲的调子必须停唱，以接受审判、清算，以决定新生。用今天的语言思维，如此长时间的休止绝非是为了要“消费”或完成“扩大内需”一类的“假日经济”的，那里面一定有是非，有信念，有至善。那些以各种“伟光正”名义自居的人，以为自己无时不刻地跟学问、真理、知识在一起的人，以为自己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的人，以为自己在进行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业的人，此时都不得不放下心中“僭妄的理性”而回应来自年关的神秘“律令”，虽然他们并不解这律令的全部丰富性。而那些以现代理性自居来对抗这一律令及其习俗如“禁鞭”的行为，其败象固已天下周知并为世人笑。那么，年关里有我们文明存在的符码、情理则是必然的了。但我的思路如此芜杂，我想到了伽达默尔有关节日的论述，他是把节日当作跟祖先相会的。我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年在我们的民间传说里是一头凶狠的怪兽，驱邪避害是我们过年的要义。这也跟信仰情怀有关。这样的想法当然会让大方之家失笑，但我想，对于年关，如果我们自习俗、传统、言行里经过审慎的分析诠释和概念重构，将会发现我们的“日用”一定跟现代文明理性对生命的理解一致，我相信我们文明的习俗的核心也是对生命的至上尊重。生生之为大德，一定是体现在日常履践里。唐逸先生说过，在自家文化传统中，发现这由过往至现时而通向未来的道，只有惊喜与感恩。

惜乎我们对于年关遭遇了知行的双重困难。在现代理性的名义下，年关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为我们“坎陷”般地不断递减掉了，如今，空剩下一种节庆的娱乐理由；就像我们拥有许多现代理性的概念却没有什么自己的经验积习和生活方式。看着“年关”二字，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我担忧的“年关”或者已经如是。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而非鲁迅时代的众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现居中国大陆；《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