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红兵闯进吴家抄家。过了好多年，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说：他挤到吴旁边，看他慈眉善目，不像个坏蛋，起了同情心，但马上又想到吴反对毛主席，赶紧板起面孔问道：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吴急忙摇摇低垂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的前额滑下来：“我觉得他很可怜”，那人说。
春节假期，老彭来电话说刚从安徽回来，带了两件吴湖帆的画和几页吴的信札，藏主急想出让，问我要不要看看。我匆匆赶到上环会老彭。吴湖帆那两件是山水扇页，三十年代的应酬笔墨，有点黯淡，肯定不是梅景书屋流出来的精品。吴信札只剩第二页到第六页，第一页不见了，不知道是写给谁的。内容唆唆说些《水经注》的考据疑点，写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信笺上，跟上海潘亦孚所藏吴写给赵万里的信一样。我说，信上谈的要是《海瑞罢官》就好；要是写给闻一多的也好。老彭说他也这么想。
一九七四年冬天，我在伦敦构思我的论文题目，常常想起《三家村》，想起《海瑞罢官》，想起吴晗和邓拓。我在伦大亚非学院图书馆翻遍这一路材料，又到别的图书馆去查阅，零零碎碎记了不少笔记，事后也没有用过，现在都找不回来了。那时期，剑桥有个朋友刚写完闻一多的论文，给我说了许多闻一多一九四六年在昆明遭国民党杀害的故事，也说了一些吴奉中共指示拉闻一多加入民盟的情节，害我难过了好几天。我记得那年圣诞节，我还默写得出《红烛》和《死水》，儿时情景都回来了，更觉得闻一多和吴早该留在学院著书立说，树己树人。
吃了政治迷幻药的文人智力商数会下降得很厉害。闻一多死了，吴给这位老师兼同事的同志写的悼文说：“在你作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在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候，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谈了三四个钟头之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我的感觉正好相反：闻先生的新诗是长明不灭的薪火；闻先生深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以独到的理念给中国远古神话、金文甲骨乃至考据校勘之学开拓出崭然的景观；闻先生要等到读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才给蒋介石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那反而是他最可悲的政治幼稚病了。
我在北京的朋友雷颐说，闻一多思想向左转受了三个人影响：留美同学罗隆基和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还有吴。罗隆基五七年划为大右派，六五年寂然病逝；华岗五五年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入狱，七二年瘐死狱中；六九年三月，先是吴的妻子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到了十月，吴给打得胸积淤血死在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精神分裂，拖到七六年秋天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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