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健文：道德理想的建立与坚持 悼念成其林先生

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在于它必须由理而生、顺理而立。此理即天理。天理表现于人，就是人生而有之道德性。故一切真实的理想必然是道德的理想。牟宗三先生说：“道德的心是发动理想的一个最根本的源泉。”正因为它是顺理而立的，所以道德理想亦必然是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以一切由个人依其私欲而立的，对未来之期盼，皆称之为理想──如人想要建功立业，要荣华富贵，要名声显赫，要成为大企业家、某专业上之学者教授或专业人士等。这种种之希冀无论它是如何高远，都只是系于个人现实生命之愿望，都缺乏普遍的意义。所以这些只是理想的虚似而非真正的理想。共产主义者本着唯物主义而生之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因其以否定人性为前提，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则又等而下之，充其量只能是理想的异化物。
理想虽皆由道德心而发，但因为人生而有不同的气质与才性，所以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想──立志为天地立心者，可以为宗教形的理想主义者；立志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者，为文化形或哲学形之理想主义者；立志为万世开太平者，可以为政治形之理想主义者。其所志之理想在方向和形式上可以是大异其趣，但其为面对一个民族或至于整个人类社会而有一普遍意义而言，则皆无异。

追求民主信念为一真正的道德理想，因为它首先发自不忍人之道德的心，推之于外而有普世的意义。民主不只是投票选举，投票选举只是民主的一种运作的方式。民主的本体的超越意义是人要自作主宰，这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本身内在价值的肯定。人若不能肯定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则亦不能认识民主的本体价值。民主只能被认知为一种“工具”。民主作为工具当然仍是有价值的，但此一“工具的价值”只能是外在的而非本质的。外在的工具价值因其为工具性的，所以只是暂时的，更可以由其他更有效的工具所替代。故作为工具的民主是没有恒久的普遍意义的。生活在自由社会日久的人，很容易忘记了民主的本体价值，而只能感受到民主的工具意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物质的世界里失去了价值反省的能力。故在危机之际，他们多不能把持住民主的信念，而以为民主可以由别的工具可以替代。今日台湾社会正有这种忧虑，在中共的政治与经济打压下，很多人已渐渐开始接受以“一国两制”为民主的替代工具，因为他们以为“一国两制”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以替代民主制度来保障他们的自由。然而，香港的经验已经清楚的显示，这正是一个自由社会沦亡之始。

成其林先生是一个充满道德理想的豪杰之士，其道德理想就是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追求。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成先生即投身于海外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工作。八九年的“六四屠杀”的确唤起了大部份中国人的良知，此即孟子所谓怵□恻隐之心之勃发，也就是仁之发端。然而很多人却未能把握此良知之发端而一以贯之，只能任由外物把它尘封，使之不复记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六四时曾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人，今日或是已把六四的血渍淡忘了，或已作大幅的心理自我调整，更而成为中共的坐上客，美其名为“向前看”，其实正是良知的泯灭。十多年来，成其林先生从未动摇其对民主的信念与对中共专制政权的厌恶，为建立民主中国献出大量的精力。孔子赞颜渊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之。”成先生正以其生命实践了“得民主之一善而拳拳服膺之。”更进而身体力行以促成之。

成其林先生尝对我说，自己少年失学，所以学识不多。虽然先生并非学问家，没有广博的知识，然而他对于民主本体价值之理解与坚持，则远超于很多学者教授之流。他所以能对民主有如此真切的体认，正在于他能拼除很多外在思想芜杂之障碍，直接从个人的道德良知出发，以己心推之于人，以建立其民主的道德理想。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成先生正是本着其良知良能，发其心之不容已，以他生命之全幅精神，从事支援及宣传中国民主化，批判中共专制暴政的工作。成先生的一生，正正表现了人之精神生命可直接依于良知的勃发而挺立。先生以其生命实践而达至之精神境界，比之一般终日孜孜于思考或建设“理论体系”，而以知识思想蒙蔽自己良知本心的学者教授们，高出何止千百倍。

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格世界，对于豪杰的人格精神，有如下之表述：“豪杰之士之所以为豪杰之士，在其心不在其迹。豪杰之精神主要表现于其能平地兴起，先有所不忍而有所推倒，有所开宕上。故真豪杰之兴起，皆非先揣摩社会之风气，投人心之所好而有所倡导以望人之附和，而恒是在晦盲否塞，天下滔滔之时代，因心有所不安与不忍，即挺身而出，以担当世运或舍身而去，以自求其志。”观之成其林先生一生对民主道德理想之追求与坚持；对当今趋炎附势、曲学阿世者之鄙视，“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称他为当今豪杰之士，不亦宜乎？

有人以为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人，都不能称之为“英雄豪杰”，只是一群失败者。因为事实上中共庞大的政权仍屹立不倒，甚至有日见巩固之象。这只是浅薄的功利主义者“成王败流寇”的逻辑。我们只要看看今日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压已至于神经质的地步，甚而连一个小女孩在电脑网络上发表一些异见的文章都不放过，便可以知道这个政权对自己其实毫无信心。它表面虽然强大，而内在是空虚脆弱的。品评人物与历史，不应着眼于成败得失，而应以道德判断为最高的准则。就如秦始皇以杀戮一统天下，以毁灭文化历史的手段以维持其千秋万世的专制政权，其统一六国的功业再伟大，在道德良知的观照下，也只能是卑鄙的独夫民贼。任何以文学艺术的曲笔来美化暴君为英雄的企图，都是枉然。统一固然能安定天下，但必然要以道德力量完成之。故孟子曰：“不嗜人者能一之。”

诚然，成先生在民主运动上没有大的功业为世人可见，但他生命中发放的道德精神，切切实实影响了他周围的朋友及后来者，使追求中国民主化的道德理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与接受，这就是一种大功业。唐君毅先生说：“吾人知中国人之尊尚豪杰，乃主要尊其自平地兴起，以拔乎流俗之上之精神，则知豪杰之人格之价值，不以其失败或成功而有所增减…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英雄如之何能及也。”@

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