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影响长期趋势的因素
张 钢
判断十六大这样一件事情好坏，需要跳出谁接班这件事，要看影响长期趋势的因素。
第一，应当看这十三年的发展及趋势。我的观点是，这十三年中问题这么多，许多问题还非常严重，但大陆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在稳定中居然还保持这样高的发展速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观察中国，首先应当考虑这一点。
第二，现在，对中央一级的人事议论较多，我们还应当看看地方一级，我更注意他们。这些地方大员有知识，有进取心，有能力，对中国国情熟悉，对国外也不陌生，他们将来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是极有份量的，尤其是政治局成员有三分之一兼地方诸侯，这些力量和作用在中央的影响是绝不能低估的。我不认为这些新生力量是改革进步的反向力量，恰恰相反，这次大批新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我相信新的
气象会隋着时间的推移而一步步展现。我寄希望于他们中的一批有能力，有智慧，有决断的改革推进者。
第三，中国老百姓生活普遍不错。确实有吃不上饭的，如家里有长期病号拖累的，没有劳动力的，以及极少数好吃懒作的；但多数百姓的生活在十三年中有很大改善。尤其是城里人，普遍基本满意，并对未来抱希望。当然，所有人也都看到并意识到了现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的极为严重问题，这是必须迫切并要实实在在加以解决的问题；否则极易引发社会的大动荡，从而断送中国的改革发展大
好势头。我想，无论老的还是新的执政者不可能不注意这一点。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认为，过去十三年的发展势头会继续保持下去，至少还能有十年。十六大会有利于保持这一趋势。当然，高层人事安排，确实也会为今后党的“人事交替”，“决策程序”遗留很深的后患问题。通常都是“当选者”组阁，但中国总是“退位者”组阁，这不能不说是“封建的烙印”何其顽固。不过，即使如此，也可以从另外的“形式”角度看这些问题。比如“年龄”限制，相对过去
“干到去见马克思”就是一个进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形式”也同样作用于“内容”。
此外，不能总是用“现在的干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去看待，这样过于简单化。目前各级政府的干部队伍主流是还是想做些事，留点业绩。特别是各级新提拔的年轻人，包袱少，思想实际，更想有所作为。在相对和缓的大环境情况下，十六大前后，如此大面积在领导中换届是从没有过的。这样的举措，是有新意的，对中国谋求发展有好处。
最后，就是常委中“几个人”的问题，如黄菊和贾庆林，官声不佳，党内外，国内外都确实有争议。在有如此非议的情况下，他们还硬是被安排进常委，继续向上走，我想，这就叫“共产党人就是不信邪”，这是江泽民就想再次展示自己的权威不可动摇。但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过于依赖坊间流传的消息，因而过多地看这两人的问题？这两人是否也有优点和长处？这些优点和长处会有
助于“今后安排工作？当然，这样明显的，连“老外”都“跌破眼镜”的任人唯亲和派系黑箱运作，对今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内部规则运作，会造成恶例及隐患。
讨论：
何频：毛邓时期确实有派系，但江时期没有什么能与江抗衡的派系，也没有能清楚看到的派系，太子党、上海帮都不是派，只是对其出身的形像说法而己，江不需要搞什么五湖四海，只有官僚内部的利益分配，但主要由江来分配。
张钢：派系从外面看是看不清的。但至少工作中肯定会有不同派别，因为对问题会有不同看法。
埋下对中国未来造成很大风险的伏笔
高伐林
中共十六大期间，我正在国内，能感受到民众的一般感觉──我这里所说的民众，不光是普通百姓，还包括媒体的负责人、大学和研究部门的学者，以及处、局级官员。十六大期间，他们普遍并不关心具体日程，甚至也并不认真地去解答新班子名单的排列组合智力题。因为他们心里有数：人事安排都是事先“黑箱作业”决定了的，会议不过是过场戏表演──虽然也猜测在最后投票时说不定会爆点冷门，
但根据长时期的政治经验，知道这不太可能。
尽管如此，到十六大结果出来时，大家还是感到愤怒、感到被愚弄了，认为这个“新世纪中共新旧交替的盛会”，在吊人胃口上实在是玩过了头。江泽民说下吧，实际上没下；说不下吧，但又似乎下了。人们对交班的江泽民最为反感的是两点：第一，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安插了这么多自己的人，并且为达到全面掌控的目的，将常委人数扩大到九人；第二，不退军委主席。
我认为，两相比较，江泽民不退军委主席对中国来讲要更为严重。江如果不肯交出总书记，是他个人政治生涯最后的一大败笔；他交出了总书记，却不退军委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败笔，说不定会引发国家、民族的又一场悲剧。
五、六年前，我在《中国时代》杂志上撰文说，江泽民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三大层面上的挑战：一是他个人（以及他代表的党内派系）面临的挑战，二是他率领的这个党面临的挑战，三是他掌控的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三大层面的挑战处于复杂的关系，有时某一层面占得上风，是以另一层面的大为失分为代价。现在看，他不交军委主席的兵符，正是这样。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任何官衔都可以不要，却依然要牢牢把住枪杆子，这对党／枪关系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本来“党指挥枪”已经不符合现代国家的管理体制，军队应该国家化，而这次更倒退到“枪指挥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还是国家军委主席，到明年三月他会卸任交出兵权，我看未必，至少他还会把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畸型结构，从长期看，会埋下对中国未来造成很大风险的伏笔。
在常委安插这么多“国王人马”，让人叹为观止。我在北京时，百姓传说的版本是常委七人中有四人是江家班铁杆，他们对此很反感，特别是黄菊和贾庆林，政绩谈不上，劣迹一大把，北京的朋友对我叹气：骼膊拧不过大腿，民众舆论拧不过“核心”意志。
我当时与他们讨论时还说，这样一种由退位者组阁的人事安排，对接任者胡锦涛造成如此强劲的掣肘，民主程序、合理结构之类自然谈不上，但是毕竟沿袭了党内不同派系互相制衡的局面，多少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代表者之间的竞争与妥协。统治集团内部如果有不同派系的路线之争、权力之争，才可能产生统治的空隙，给新的社会力量造成机会，孕育改革的动力──所以未必全从负面去评价这么一种安
排。我这个想法一直保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名单的揭晓。然而，到紧接着公布江泽民仍担任军委主席时，我突然意识到了我这种“从积极方面评价”的虚妄：就算常委是不同派系的互相制衡，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太上皇，却只有一人！
更糟糕的是，如果照国内民众比喻，这次十六大就像一个公司的“股东大会”的话，那么新产生了政治局常委，相当于管理层一拨人，他们来自公司的不同部门和派系，但是十六大新的董事会，只留了一个江泽民董事长。合理的公司结构应当是：董事会内有派系平衡，然后制约总经理，总经理则是全权负责，也就是一个总经理对一群董事。现在十六大之后产生的这个高层结构却是：董事会变成只有江泽民一个人，而总经理副经理一拨人重重制约掣肘，向他负责。经理层似乎分了权，在董事会层却是高度集权，根本就没有别的董事了，李鹏、朱熔基、李瑞环……统统下去，只有董事长江泽民一人大权独揽。
大家都关注人事安排，对十六大的政治蓝图就没有怎么关心。“三个代表”学说虽然通过宣传机器高分贝大音量强攻硬灌，但是从思想上看，是“硬着陆”，理论界、文宣界，都没法与过去的中共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衔接，没法在人们头脑中从过去的教条转弯子；从实践中看，“三个代表”学说就根本没着陆，悬在空中，如何落实、体现在各地区和各方面的政治、组织、文化等工作中去？没有头绪。
中国民众在十六大前后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到底如何？表现为很奇特的矛盾：人们凭直觉感到中国的问题很严重，说不定哪一天就越过了临界点，但是又并没有悲观到认为中国崩溃迫在眉睫、人人都死无葬身之地；我感到，他们甚至不去考虑“对中国未来抱不抱信心”这类问题，只盘算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比别人占得先机。这就像那个笑话：一只熊在追两个人，有个人拼命逃跑，另一个人躺下来装
死，熊闻闻他以为真是死人，就放过他走了。他问那个逃跑的人，你干吗要跑，跑得过熊吗？那个逃跑的人说：“我跑不过熊不要紧，能跑过你就行了！”──熊先吃了你，它饱了就不会追我了。这正是国内相当多数人的普遍心理：他们并不幻想跑得过灾难，只想跑得过别人。他们感觉到中国的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严峻，但又知道，这灾难并不像房屋塌下来，人人不能幸免；而是像一场洪水扑来，低处的人就完了，高处的人就还有活路。因此，人人都拼命往上爬，拼命找后路，以便灾难到来时自己能“跑过别人”。越是下层大众，越没有机会，越不去想这个问题；越有权力，越有财富，就越没信心、没有安全感，越要继续攫取权力和财富。精英心态就是这样在忙；忙，不是因为有信心，而是因为没信心。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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