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的延续，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重要的转折。”
新的社会正在出现并逐步定型
对社会进行准确的定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政策取向，还是思想的基调，都往往要以此为基础。
强调关注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是想用一种鲜明的方式提请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与19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这个新的社会不仅在重塑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新的框架，而且在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但目前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正在到来的新的社会似乎缺乏应有的敏感，在面对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1980年代形成的那些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20多年来，我们定位我们社会的，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即以“改革”为坐标，将之前的称为“改革前”，将之后的称为“改革以来”。这个定位当然是重要的。因为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这样的定位方式导致了人们对“改革以来”一些重要的转折的不敏感。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的延续，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些变化使得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与1980年代非常不同的社会。
我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趋势和提出的新的问题，有许多并不是暂时的、边缘性的，其中的许多因素会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长远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其中的一些趋势已经开始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些过渡中的现象。
新的社会运行逻辑隐约可见
许多变化是散射性地但又非常明显地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发生在普通老百姓的身边，只是由于人们（特别是有些学者）仍然使用的是一些缺乏敏感性的概念，因而经常对这些变化熟视无睹，或者将其看作是某些过程的“副产品”。
在1990年代中后期，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7％以上。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受到的应该是明显的繁荣。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人感到的却并非如此。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是经济生活中一种新的逻辑的形成。
如果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1990年代和19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19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但到了19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这一点，在2000年这一年表现得尤为有象征性。2000年，是中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8％。但在这一年里，贫富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正在出现，这种逻辑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上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
耐用消费品时代和全球化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演变趋势，与两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内，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在外，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更深地加入全球化的过程。
在19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生活必需品阶段。在那个时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购买完粮食、布料、火柴等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
但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正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
在近些年来，这一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几乎完全被思想理论界所忽视。其实，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发生在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就和这个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对一个社会提出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一直被内需不足的问题所困扰。需求已经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许多讨论。但在这些讨论中，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这就是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须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需要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如果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就无法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内需不足和市场疲软几乎是必然的。
随着卷入全球化进程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加入世贸，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明显的冲击。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全球化的过程意味着一些新的游戏规则的采用，而新的游戏规则，则会为一些新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在这些新的空间和机会结构中成长出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及职业群体也必然参与到利益分配过程中，迫使原有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分化和重组。
现在的趋势是资源重新积聚
1980年代资源扩散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困难群众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群体。可以说，在19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19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则对社会结构产生另外方向的影响，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19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困难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困境。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
7％－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近些年来，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
中等收入者缓慢发育
许多人将中间群体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但实际上，除了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还可以看到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缓慢发展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则很难看到这个群体的踪影。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群体的利益。中等收入者群体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向。在这个分化的社会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近些年来，这些力量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在微观的层面上，这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宏观层面上，因为这些社会力量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对舆论工具和学术活动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让传媒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而在另一端的，则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困难群体。近些年来我国的困难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困难群体主要在农村，而现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第三，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困难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困难群体的数量有所上升。
社会整合的难度逐渐加大
首先，是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对此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很多再就业的机会。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人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但在这些制度的背后，我们却可以发现，由于当时是处于生活必需品时代，城市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
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城里人生活需要的大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际市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二元结构，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
其实，断裂的含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要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
主动实行结构调整
概括地说，在整个90年代，由于新的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出现，我们在面对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首先要客观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估这种挑战的程度。缺乏对这些新的趋势和问题的敏感，会使我们犯历史性的错误。但如果过分夸张社会危机的程度，也会因过分的谨慎而贻误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危言耸听者常预言中国的危机，甚至有所谓“中国崩溃论”，其实是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这个方面就是中国社会的弹性。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三七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个人化的追逐利益的方式，使得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很少直接向整个社会挑战。而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使用这些资源来缓解社会矛盾。而且，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
更为现实的是，要防止某些看起来是过渡现象的因素定型化。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而在整个19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
在这种情况下，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力量，防止这些过渡现象的定型化，使朝向好的方向的变革能够得以进行。（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摘自南方周末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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