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兰陵笑笑生不一定要拿潘金莲和西门庆考试众生，不过他那么写确实产生了复杂的社会效果。看来，凡事都有一个本意与衍生意的区别。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本意如何，对既成的史实关系已经不大，人们多半就事论事做出评价。细看那些褒贬，莫不出自评论家本人的爱憎或需要。《战国策》里不是有一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吗：邹氏之妻因爱他而说邹比国中美男子城北徐公还好看，小妾因怕他也如此奉承，来客有求于邹忌自然顺情说好话。这个故事还可以引伸下去：邹忌“修八尺有余”，喜欢五短身材的人不会觉得他美；邹忌“形貌昳丽"，世间还有惟觉张飞、李逵之属才是标准男子汉的；邹忌“朝服衣冠”，那些刻意上街不修边幅的人，对邹绝对不称酷。正所谓“有爱孙猴儿也有爱猪八戒的”，但是缺了谁也成不了《西游记》。
再如，敌后武工队对国人而言是抗日英雄，到了鬼子的军史里就没有什么好话了；克格勃特工在苏联是祖国卫士，西方人却谈虎色变；塔利班战士之于阿拉伯世界或称伊斯兰勇士，在欧美则名恐怖分子。一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可能是另一国的丧门灾星，时移势异又变为本国的历史罪人；此地的分裂主义者可能就是彼处的开国元勋；无兄无父和大义灭亲两大头衔往往一人荣膺；卖掉亲生儿子换取革命经费之举（中共元老曾志，见曾女陶斯亮文），在党内、同志交口传扬，在外人、闻者无不胆寒；炙热一时的领袖、舵手，在臣民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均等，被其恩泽的颂他为红太阳，摄服于他的尊他作大统帅，亡国共产的则怀恨在心；如此等等。端看定位的基点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与其说对同一人同一事相反或不一致的评估是混乱和矛盾，不如看作互相补充，综合而成完整事物的本来面貌。所谓人生如戏，历史更是一台大戏。这个大舞台上，生旦净末丑缺一不可，人的一生也同时扮演各种角色，历史人物莫不如此。人的思想、情感复杂多样，表达的时候先是“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不够，于是“吟之不足则歌咏之，咏之不足则舞之蹈之”；还不够，于是发明小说、戏剧、绘画、电影；为了尽兴，每个形式又分出若干流派。人类的文明史与此差强相似，各个宗教门派、政党组织、理论学说，种种革命、运动、改良、改造，就象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运行的大机器上的零件和镙丝钉，或曰历史大戏中的一个个场次、唱念做打的角色、吹拉弹唱的乐队、台前幕后道具和台上台下品头论足的人。
史书读者同戏院的观众一样，对角色、情节、表现形式各有先见的偏好。有人看历史上的乱世枭雄象戏台上的群魔乱舞，就有人说非这样的人不足以开创某国某族的新天地，其实鬼怪也是神仙，代表想象和威力。有人把社会上异端邪说比作艺术中的魔幻与荒诞，就有人说有些感觉非如此不能表达，若无同好怎能流传到被您看见。有人指出某某理想、主义幼稚可笑，就有人说恰似漏洞百出、手法笨拙的《金瓶梅》，自有其开一派新风的历史地位。某大国曾试行“工农兵占领文艺（和政治）舞台”，起初万众响应；未几，人们发现社会既有分工就不能越俎代庖；而且，要说是戏，还是帝王将相的故事好看。总而言之，就象文学艺术的万千表现形式各有特定的抒情功能一样，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个党派、理论学说、社会改革方案，也都各有根据；其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适宜性，并不因所受的批评有所增加或减少。
既然历史是大众的事，而贤哲伟人也不外乎“人所具有的他（我）都具有”，那么，评说历史事件和政党人物就不是什么人的特权，不过说法略有不同罢了：论之以善恶的，是言笑之谈；断之以美丑的，是艺术之谈；别之以好坏的，是百姓之谈；区之以对错的，是门派之谈；定之以是非的，是政治之谈。历史的角度和方法，则首重产生的原因、得势的背景、失败的缘由、在历史进程中起过的作用，诸如此类。 （全文完）(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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