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国内掀起了一个拍摄“皇帝”题材的电视剧热潮，而这一热潮据说是从《雍正王朝》开始的。歌颂雍正皇帝是否与媚江有关，外界不得而知。不过，江泽民与雍正皇帝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热衷于“以一人治天下”的大独裁者；他们的最高权力都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获取的，一个是通过支持“六四”镇压而被太上皇邓小平钦点上台，一个是趁先皇驾崩时巧取豪夺来的王位；连他们在位的时间也刚好相同，都是十三年。因此，通过将他与这位两百多年前的先皇帝做一个比较来评论他的历史功过，是再恰当不过了。
首先，我们来谈谈江泽民最为得意的所谓经济方面的成就。他在位的十三年期间，人均收入最高时达6千多元人民币，外汇储备接近2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7位。这些数据单独来看似乎挺耀眼。我们且不说以浮夸出名的中共当局的这些统计数字包含多少水份，比如最近信誉卓著的里昂信贷公司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可能是政府宣称的数字的六倍；就算当局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可信的，当我们将它与雍正时期的相关数据进行对照时，我们同样会发现这些成就实在微不足道。雍正上台时，国库储蓄不足八百万两银子，五年后就增加到五千万两。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雍正所在的十八世纪，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最高时曾占全世界的约1/3，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当时全欧洲的GDP总和也不过占世界总GDP的23%，美国则只占不到1%。而如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最高时也只占世界总GDP的4%不到，而一百年前中国的GDP还占全世界的总GDP6%左右。如今虽然我国GDP排名第七，但个人所得在全世界排在七十名以外，不足世界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仅为美国的三十分之一。
事实上，雍正时期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代，更不用说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比，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也鲜少有人提及。由此可见，江泽民在这方面的政绩不值得炫耀。如今流行鼓吹中国经济腾飞论，不过是中外一些政客和御用文人们用来粉饰太平或为自己所在国家经济上的失败寻找借口的一种说法罢了。这种论调不久会象过去的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样随风而去，消失无踪。
其次，江泽民在执政期间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反腐败。我们不妨就以他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政绩”与雍正做一番比较。康熙末年，腐败丛生，官官相护，政令不达，曾出现“规礼一行，处处通行；规礼不行，一事无成”的局面。雍正即位后，在正官风、整侵贪、倡勤俭方面狠下功夫。经过几年大刀阔斧地整治，官场腐败之风终于得到遏制，为后来的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考，他在位期间，各省被革职罢官的腐败官员多达1/3，有的甚至在1/2以上，连皇亲国戚都不另外，可想而知他对腐败的打击力度。而江泽民上台前，虽然也有贪污腐败现象存在，但这类腐败犯罪无论是其数额还是情节都远逊于如今的官场腐败。过去贪污挪用公款超过十万元的案子都极为罕见，如今动辄上百万乃至上亿。根据最高检察院1989年和2001年的两个工作报告资料显示，1988年全国共查处万元以上贪污、受贿大案２９００多件，被判刑的县级干部１９０名，司局级干部４名；而2000年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5万元以上的案件18086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过去13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增长；在此期间经济发展才翻了一翻，而腐败程度却翻了好几翻。此外，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通过查办经济案件为国家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而言，1983-1987年间为16.3亿元，1988-1992年间为25.8亿元，1993-1997年间则高达229亿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腐败愈演愈烈。据报道，目前有至少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尽管如此，过去几年官方媒体仍乐此不疲地鼓吹江泽民的反腐败“政绩”，似乎黑的真能说成白的。
再次，评论一个政治人物是否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如何对待广大民众的，也就是说他的统治属于仁政还是苛政甚至暴政。谈江泽民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不能不谈他对民间不同声音的压制，尤其是对民运与法轮功的镇压。众所周知，江泽民在位期间，所有的不同声音都遭到封杀，所有的媒体都控制在官方手里。他的一句“名言”是“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他执政期间，数以百计的所谓“六四反革命暴徒”和少数民族自救运动的领袖遭到处决，上千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信徒被迫害致死，而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等，更是不计其数。用一句“神州遍地是冤狱”来形容今天的中国一点也不过份。而雍正也被多数史学家认为是一个对老百姓采取高压政策的皇帝。可是，与江泽民的血债相比，他的苛政真是小巫见大巫。雍正在位的十三年，总计可查的文字狱不到十起。而且有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仍属十分严重的反政府案如吕留良案等，雍正的处理方式还相当灵活与温和。此案中积极宣传反清思想的主犯曾静最后还获得了赦免。而且，雍正从来不忌讳反对他的声音，还曾将反清言论及他的反驳结成文集公诸于众，让世人评价。因此，如果说雍正的统治属于苛政，那么，江泽民的统治则无疑就是暴政。
最后，谈一个政治人物的功过，不谈政治制度的改革或成就似乎说不过去。我把它放在最后讨论，是因为江泽民实在毫无这方面的政绩可言。八九民运前，党政分开，新闻自由等都已公开推行或讨论。而“六四”镇压后一切都倒退到七十年代。如今江泽民一人身兼国家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等要职，同七十年代的华国锋一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政不分”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地尚出现过县级人大代表直选，一批青年学生如北大的胡平、湖南师大的梁衡等还曾通过竞选当选上地方人大代表，而二十年后的今天，连乡村选举都成了当局引以为豪的政治改革成就；八九民运前，部分省份如湖南、广东曾出现过人大代表大会独立行使权力、表决罢免政府干部包括省长在内的令人振奋的民主曙光，如今人大又回到了纯橡皮图章时代；八十年代后期还曾有过“各级政府都必须有一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出任副领导职务”的政策，如今中共连这种粉饰门面的事都省了。与江泽民的政治改革比较，雍正这个封建专制君主的政绩反而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他大刀阔斧的推行赋役改革，采取“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人头税；实行“火耗归公”制度，严格限制对老百姓的附加征税，有力地遏制了私征滥派之弊政，既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又缓解了腐败问题；严查钱粮亏空和亏欠国库，对任何涉及到的人概不宽贷，连自己的兄弟也不放过。雍正登基后，曾尽罢相权而设军机处，被喻为恋权的皇帝。但他勤于政务，一天批折就达七八千字，至少还不是昏君。而江泽民却既要独揽大权，又不象雍正那样尽心尽力。我们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看见他拿出笔来，倒是常见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他随身携带的小梳子当众打理他那油光发亮的稀发。一个是勤于批折，一个是勤于梳头，真可谓“一样的地位，两样的情。”
江泽民貌似雍正却属于东施效颦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都喜欢通过搞群众运动来统一思想，雍正称之为“观风整俗”，江泽民之流称之为“思想教育”或叫“思想改造”；雍正亲自著作《驳封建论》，《大义觉迷录》等，要求在朝官员人手一册。“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江泽民则依样画葫芦，提出了所谓“三个代表”和“三讲”的理论，让全国人民开展政治学习，人人必须过关；雍正要求旗人也要耕种，不能再做寄生虫，而江泽民则要求太子党也要下海，不能再做“贫下中农”…….。
《清史稿》中对雍正的称号是"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而据说江泽民的名字和他的“论述”也要写进中共的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想必在他的伟大名字及“论述”前面也会加上“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一大串赞美之词。看来江泽民非要跟已经做古两百多年的雍正皇帝一比高低不可。可是，论政绩，江泽民实在远逊于雍正，论苛政，江泽民却又更甚于雍正。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统治者连两百多年前的封建君主都不如，还如此自鸣得意。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不幸。
大家现在谈论江泽民最多的是，这位迷恋权力的独裁者倒底会不会主动下台，让位于胡锦涛。让位也罢，恋位也罢，在我看来，江泽民都已注定很快就要成为历史----恋位的结果只会使他更快地成为历史，就如当年的袁世凯、张勋之流一样。再过几天，他就要踏上美国这篇自由的土地，做最后的一次拙劣表演。这篇文章就算是我这个因“六四”镇压而流亡来美的东道主献给他的“礼物”吧。
(自由亚洲电台/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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