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北京人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经济和文化中心却是北京人自己封上去的。 北京人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同样北京人也没有能力建设北京。北京的发展完全是靠全国财政堆上去的，换句话说是依靠超经济强权剥削其他省市财政的结果。 纵然如此，北京人仍然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一副唯我独尊的嘴脸。但是他们却忘了，在北京真正做“大官”的，却都是北京以外地方的人。北京人的排外情绪是最强烈的，尤其是对民工及流动人口的排斥远远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北京的一幢幢高楼大厦无一不是这些外地民工辛勤血汗的结晶，但在北京他们被 视为影响市容，损害国家形象的一群。
　　 北京话≠普通话，中国“推普”工作做得最差应数北京。六朝古都传下来的京字京韵，就是要摆这“谱儿”，岂可轻易就改？瞧他们舌头尖子往上一卷，小眼一眯，下巴一昂，发出要表明高人一等的儿化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民间传说的三大“恶人”： 京（北京）油子、卫（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北京恶人首当其冲。 北京没有在全国找到自己的位置。北京不具备国际大都市人口的基本素质。 中国最难听的话，是北京人“发明”的。不论是在寻常巷陌，还是在公共场所，不论是面对国人，还是面对外国人，均敢一视同“骂”。工体不就是以“???? ”、“牛B ”满天飞而著称的吗？ 使得许多在京留学的外国人纷纷向《北京青年报》进行谴责，认为这有损于中国文明古国的形象。
　　 北京人道德水准怎么样，从他们挤公共汽车的行为神态就能揣摩出来。外国人把它当作北京的一景，我作为中国人却引以为耻。 举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前年我在北京乘坐地铁，人太多，没有空座位， 我就抓着上面的调环。但是我发现几个操着京片子的人两只手抓着四个吊环挂在那儿聊天，活象几只伸着懒腰的猩猩。而周围几个人因无环可抓，只得随着列车的变速产生的惯性挤来撞去，遭人白眼。
　　 还有一次，也是在地铁，我亲眼看到两个外国人先后为抱着孩子的两个妇人让座，而我周遭人们（我没座位，站在中央）不是装作没看见，就是在坐在那儿假寐。我是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老外“ 不论在个人气质，还是道德风度上都远胜于这节车厢内的其他中国人。他们的礼让没有一点做作的意思，认为这是一个文明人本身就应该做的事情。
　　 民间有言“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北京人对做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痴迷 。 因为在他们看来，权＝钱＝一切，所以才产生了陈希同、王宝森这中国第一贪。 但在广东，最没“出息”的人才去做官，他们是为纳税人服务的。北京人将满清王朝腐朽的官宦哲学通盘继承，这才产生了当年千夫所指“官倒”现象，虽 然“官倒”非北京一家，但最火暴的、敢为天下先者还是在北京。 北京人对政治是最敏感的，因为这是侃大山，吹牛皮，表明自己“派头”的 一种资本。但北京人对身边的腐败现象也是最漠然的，认为当官就应这样，城府 越深，越能把公检法摆平就越能让人“敬仰”。
　　 北京、广东、上海三地进行比较，我更欣赏广东和上海。广东和上海是依靠 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作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他们对全国的辐射示范作用和贡献远远超过北京。他们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挑战。 想当年，上海发行了一种“半两”的粮票，曾遭北京人的耻笑，认为太小家子气。但我同许多上海人一样表明我们更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在当时， 作为纺织最为发达的上海，收入在全国平均最高，对全国的贡献也最大。 “富而不骄”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美德。北京人讲究“大气（霸气）”，因为 这能为自己“长脸”；广东人讲究“实际（利益）”，依靠自己的才智挣到尽可能多的钱是他们最快乐的事情；上海人讲究“精细”，素质高、反应机敏、办事 认真，是中国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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