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应二十一世纪基金会、民主教育基金会、天安门一代、伯克利中国论坛、加州首府中国民主支援会、北加州台湾笔会和金山自由论坛的邀请，为江泽民执政做“总评”。
经济方面，凌锋认为目前最蛊惑人心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北京自吹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刻，江泽民也以此作为自己留任的本钱，可是江的开放主要为金钱而开放，若干改革主要靠总理朱熔基推动。
至于“江式经济发展”的实绩，凌锋以“特权阶层贪污腐败促使贫富差距拉大”一语形容。
他说，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就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展开“电信王国”生涯；1999年江绵恒出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打破了邓小平和陈云立下的规矩，那就是高干子弟做官的不经商，经商的不做官。江绵恒官商通吃，对社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特权促使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两极分化，中共经济权威人士估计，城镇和农村人口加起来约有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由于江泽民拒绝政治改革，导致国有企业的改革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而停滞不前，加上贪官污吏的并吞，据估计坏帐达40%左右，约4700亿美元，每年平均大约又有2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更扩大了这个金融黑洞。
凌锋说，由于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极少数人手里，大部份人的生活水准并没有提高，因此消费能力没有增长，以致出现通缩的情况，也就是供过于求，导致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带来经济的萎缩。
至于政治改革，可以“毫无建树”总结。凌锋分析，江泽民时代，唯一对外宣扬的政治改革是所谓的“村民选举”，但问题仍很多，不是官方行政力量的介入，就是黑社会或金钱的介入。
严格监管资讯的流通和大肆镇压异议人士等，也是江泽民执政十三年政治方面的“成绩。”
最有意思的是，在党内江泽民主要搞“三讲”和“三个代表”，“三讲”是要全党统一在江核心周围，而“三个代表”则是将官僚资本家合法化。
伦理道德方面，凌锋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为争夺政治权力而不择手段；在邓小平时代，为争夺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江泽民时代则是既要政治权力，又要经济利益，以江绵恒官商合流为代表，因此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陷入道德沦丧的境地。
谈到两岸关系，凌锋说江泽民为了在“统一大业”上立功，1995年提出江八条，由于台湾方面没有热烈反应，使他恼羞成怒，借李登辉在该年六月访美，发动军事演习，更在第二年台湾直选总统时，向台湾海域发射导弹，从此两岸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台湾民众赞成统一的越来越少，把台湾民心越推越远，江泽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外交方面，凌峰认为江泽民的虚荣心决定了他背弃邓小平所提出的“决不出头”的二十四字方针，改行“大国外交”。对美国，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需要，抵制民主和人权的观念，在国内制造反美情绪；但对外政策上，因为在经济和科技上有求于美国，又要访问美国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此就在反美和亲美方面走钢丝。
对俄国，主要是拉拢，目的有两个：对付美国、希望俄国恢复独裁政权。为达到这个目的，江泽民不惜出卖国土，他先后同俄国签订了四个中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默认了十九世纪满清政府同沙皇俄国签署的九个不平等条约。
此外，中共还向俄国购买大量军事装备，2001年俄国对中共的军售额为20亿美元到22亿美元，占俄国全部军火出口总额的一半；今年的签约总额更接近50亿美元。
凌锋说，要是把这些购买军火的钱拿来医治爱滋病人、建希望小学、给下岗职工发工资或用来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该有多好。
另外，他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是“远交近攻”，而江泽民却来个“近交远攻”，以出卖土地来抗衡民主理念，会走出什么结果，请大家拭目以待。
演讲末了，凌峰就大家关心的社会焦点问题与来宾进行交流讨论。他表示，他所发表的言论完全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着想，对年轻一代继续受中共所蒙骗而感到忧虑。
演讲中，王希哲夫妇和陆铿夫妇“突然”来到会场，会后与久不相逢的凌锋夫妇感性会晤。
演讲会的主持人－－旧金山州立大学经济系黎成信教授－－在听完演讲后，赞许凌峰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前途负责的真正的爱国者。”
（中央社记者张声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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