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人物、社会、历史随笔(之三)---千年一梦

中国地非不大，人非不多，物产更以“天朝无所不有”著称，但是历朝历代的君王除军费之外好象没有什么财力组织、开展利国利民的事业，河工和赈灾也一向勉强。这其中有一个技术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不能充分征集和调动赋税。史前齐、魏的君臣就讨论和试行过国家收购百姓全部粮产（和粜）以控制人民，和为防边关水患等而“积谷”的措施，当然施行的很不彻底；千年以还，干吏能臣想过各式各样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皇家向农户抽税时无法准确掌握田亩和产量的难题。谁想，中共执政不消三五年便一举圆了这个千古帝王梦，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中共一大基本国策，很多政治、经济、人事政策策略得已推行都因有着这个基础，是传统治国理念与中共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巧妙结合典型的一例。但是，一直以来好象还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充分地集中、占有、使用、分配全国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源，对统治者来说，于公于私都有极大的必要和诱惑。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几乎全是农耕，但中央政权机构的设置只到县级，捐钱税粮却分散在广袤在乡村。不用说按时、足数集征，就连大致不差的田亩、丁役数目都无法计算。翻开史料，州府郡县拖欠税额的记载代不绝书。政府虽有得自食盐、冶铁等商业的收入，无奈一则比例不大，再则商人与农民一样，漏报少交查不胜查。建立结构松散的社会之上、财短力绌的王朝就只能量入为出了。

民国时代的情形也未见改善。可见，解放之初很多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并不全无根据。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产、克服自然灾害、打击商业投机，处处要钱要粮，直接威胁着新政权的存亡。不曾想，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此却有天然的优势和现成的办法－－艰苦奋斗和军事共产主义。

书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早在1951年陈云就在酝酿粮食统购了，准备翌年实行。真正全国铺开是1953年。近因是当时的饥荒和市场混乱，远因大概就是《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里的前车之鉴吧？到1954年，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市场就全部取缔，国计民生基本资料的产购供销都由国家掌握了。为了应急，别的国家也采用过类似的战时临时措施，谁料在中国一下子就是三十二年。

全面掌控生产生活资料的想法，前朝君臣未必没有过，未见实施是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外别人没有试行的可能。古人没法认真丈量土地、核算收成？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把刚刚分下去的田地收归国有；县太爷离农户太远？有了合作社，基层政权就从县一直下设到乡村，就近指导；各级衙门人手有限照顾不周？农青妇各种组织帮助党和政府监督，瞒产私分也难；等等。很多办法在根据地就使过，早就得心应手。

毛泽东上天安门之前设想过在全面公有化的社会主义之前，有一个十几到二十年长度、允许私有制存在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统购统销缩短了这个时间表。从中共官方的资料（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上看：在农村，1951年底，全国只有300个合作社，1953年时不过1400个；统购统销后的第一年合作社的数目就上升到48万，1956年底（除西藏外）内地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大功告成。急于求成是为了确保统购统销的施行。这个过程之中和之后虽然出现了不少麻烦，在中南海的政治帐上一定写着“得大于失”。

提前十年实现完成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统购统销的杰作。1949年时，中国的民间工业中，棉纱、纺织、印染、粮食和油料加工占主要比重；稍具规模的商业几乎都与食品的销售、服务有关。中共本来要借重这些民族工商业积累起资本再发展社会主义，有了统购统销这个法宝，以公私合营为名就把私人工商业归并国营了。我们在报纸、电影上看到资本家、小业主欢天喜地接受公私合营，并非全无所本：粮棉油的流通渠道都由国家控制起来了，工厂没了原料、饭店商店断了货源，过去的生财工具顿成沉重的包袱，交给政府还能挣份工资、拿点定息。据查（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从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3年，公私合营的企业不过一千多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之后不消三年，全国11万2千家私营工业和40万户私营商业就全部合并到国营系统里面去了。

所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不无得计地说过：我们控制工业品，就可以对付农民藏粮不卖。反过来，我们控制了粮食，又可以制服资产阶级，要他们拿出工业品并接受改造。你不拿出工业品，就不给粮食和其它工业原料。云云。可见，统购统销的经济体制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远不限于农工商领域，一朝推行，就成了社会基础、生活方式。

三十多年里，与户籍制度配合的凭票供给粮棉油，控制了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掌握了这个命脉，就有效地限制住人的行为，左右着人际关系、影响着人的思维，城里乡下概莫能外，历代帝王望尘莫及。这种只顾自己管理方便，不计百姓感受的心态，从薄一波1953年写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二：“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个深刻影响国计民生的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得快速而又彻底，居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抗是事前有铺垫、事后又巩固的：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进行了三年，1951年夏天又来了一年的“三反五反”。然后才是1953到1954年的粮棉油统购统销。1955年初批判“胡风反党集团”，七月开始“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紧接着就“反右”、“反右倾”直至“文革”，越闹越大。再加上思想教育、社会改造，谁还辨得清东南西北？

好在那个时候贪官污吏少，收上去的钱财物，多半用在了行政开销和经济建设上。得于统购统销用于统购统销的效益怎么样呢？用他们的话（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说就是：“背离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求；抑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只强调分配职能，使交换流于形式；不利于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最终，把“统购统销”改成“合同收购”已经是1985年的事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