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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微子:在中国大陆搞民主是“揠苗助长”吗? ──致一位关心中国前途的大陆朋友(一)

 2002-10-11 17:54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看中国报道专稿】尊敬的朋友:您好!

  一些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了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和近代屈辱历史的大国,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的发展,首先需要经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体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如果现在搞民主体制,就是不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适应,就是拨苗助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何等荒谬的见解!

  第一个荒谬:似乎历史文化背景越深远,离开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也越远。中国历史上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的糟粕,这是一切专制主义者所乐于接受的,自然会使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变得遥远。但是,中国历史上同样有“国以民为本”、“载舟之水可以覆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样的精华。这些对民众来说是金科玉律的东西,已传颂了几千年。连早在春秋时期的老子都知道,天下无道,必然引起社会冲突和争战的道理。这种民本主义、广开言路、无道生变的思想,应会促进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诞生。

  如果你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从历史文化背景中吸取精华,那么可以说背景越深远,离开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就会越近。

  今天在中国大陆,权力还在专制独裁者手中,用机枪和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把他们称作“暴徒”、“动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法轮功这样的健身向善的身心活动,冠之以“邪教”而加以镇压的时候。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从历史文化背景中吸取精华,多讲些“民为重、君为轻”、“天下为公”,多做些唤起民众的工作,不正是中国人民长期努力的一部分么?这样做,只会推进中国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如像魏京生提出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那样的警世箴言,又何必视之为洪水猛兽呢。

  “揠苗助长”论和从袁世凯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模式不适合中国的论调有异曲同“恭”之谬。

  第二个荒谬:有过屈辱史的大国,愈难接受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达一个多世纪。面对这段屈辱的历史,有人颓丧,更有人奋起。在强敌面前,有的成了汉奸、卖国贼,有的干脆充当买办,帮助侵略者鱼肉同胞。在这批人眼里,民主是洪水猛兽,自然不会去接受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离得越远越好。

  但同样是这段屈辱的历史,却推动过许许多多中国的志士仁人,为国奋起,纷纷寻找救国的道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当数孙中山先生。他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推翻满清统治以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些人权和民主的要求已经系统地载入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只是被后来的袁世凯窃国和军阀混战割据所打断。

  五四运动,民主继续成为国人追求的重大目标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重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也仍强调民主的诉求。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以后的分分合合,中共也屡次都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号召国人起来抗争。

  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人民的民主要求也从未停止过。许多追随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爱国人士,不过三五年就已大呼上当了。反右运动表明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公开提出了民主要求。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储安平为例:他就说过,民主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多少的问题,而对共产党来说是有无的问题。文革期间,毛泽东是为了排除异己,继续垄断权力。对于掌握权力的官僚们来说是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利益。除了盲从的红卫兵、青少年而外,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倒是真诚地反对压在他们头上的官僚统治者,实际上也是人民民主诉求的一种宣泄。连追随中共多年的李敦白先生,也一度燃起了中国也许从此要走向民主体制的希望了。直到看清了真相才离开了中国。

  十二年前的六四事件,民主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国的大中城市。笔者亲眼见到一些城市的中共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也上街示威游行,支持学生运动。真正中国的爱国者,都把六四事件看作是七十年前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继续。中共用机枪、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表明它已自绝于人民,使许多等待其有早一日能革面洗心、改恶从善的拥护者,本人就是一个,彻底失望了。这才有像许家屯先生那样的真诚的革命家与中共分道扬镳。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仍有一些人仰承中共官僚买办集团的鼻息,如同当年为袁世凯组织筹安会、国民党搞十年训政一样,去倡导“有过屈辱历史的大国难以接受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之类的胡言乱语,以便让专制主义者苟延残喘。为虎作伥的人总是有的,希特勒还有盖世太保呢;但多数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们依然不威强暴,在是非和真理面前决不低头。民主党人、法轮功信仰者、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反对中共暴政的西藏、新疆、台湾等地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斗争仍在继续。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从上述种种事实来看,屈辱只令少数人颓丧,却会激励多数人奋起。他们深知只有维护人权,建立起民主体制,做到社会公平,才能真正振兴中华,国富民强,人民幸福。所以,他们极易接受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而不是相反。

  第三个荒谬:要靠全体中国人的长期努力,但清b在还不到时候,不需要去努力,否则就是拔苗助长。

  “拔苗助长”论者只说建立民主意识、民主体制,要靠全体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没有说明这种努力应从何时开始。所谓长期,究竟长到多少时间?所渭全体中国人,是由那样的人组合而成?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内战争、六四爱国民主运动、整个二十世纪的斗争,算不算进全体中国人的长期努力之下。如果现在还不到时候,那么上个世纪应更不到时候,岂不都成了“拔苗助长”?

  所谓长期努力,究竟应该是多长?已经努力了一个多世纪,似乎仍嫌不够,那么究竟还需要继续努力几个世纪?请问问中国大城市以外的多数老百姓,是否答应继续做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他们还准备忍耐多久?

  当年国民党提出过十年训政,而后再建立民主体制,不过为战争所打断。退居台湾以后,在蒋经国先生的倡导下还是兑现了。中共已“训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且国内没有战争干扰,连帮助金日成侵略韩国、帮助波尔布特打越南等都不是被动非打不可的。请问还需要训政几个十年才能民主?

  既是需要去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那么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内战争、六四民运的参加者,算不算在全体中国人民之中?因为六四民运被镇压而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留在国内的不同政见者、民主党人,要求免遭中共奴役的台湾、西藏、新疆、内蒙等地争取真正自治者(如出走印度的西藏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伍金赤列多),要求练功自由的法轮功信仰者和实践者,像丁子霖女士那样为六四死难者呼吁、要求申张正义的人士,他们都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上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维护人权和民主,算不算是正在长期努力中的全体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如果“拔苗助长”论者认为他们都还不算,那么请问:你们所谓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做、或准备做什么样的长期努力?该不会把屠杀六四和镇压法轮功的刽子手,李鹏、江泽民之流也算作是为中国建立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而长期努力的中国人的一部分吧?!

  最后,还得请教“拔苗助长”论者,坚持反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四座大山──中共罪恶统治,希望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民主体制早日在华夏大地上确立起来,应当怎么做我才不算“拔苗助长”?

  第四个荒谬:搞民主意识和民主体制首先就需要经济、科技的进步发展和整体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现在搞民主,就是不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适应。

这个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一条重要原理。但如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依存一样,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超前与滞后的现象屡屡发生;它们的相互制衡,其伸缩性是很大的。

  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是在当时经济技术和国民文化素质相对落后的美国诞生的。当时最发达的英国,却远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近在咫尺、比它后进的法国也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今天的中国比之当时的美、法,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许多现代科技,如汽车、飞机、计算机技术、导弹、核武器,都是在上述人权宣言发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才诞生。而今的中国,虽然不及人家先进,但都已掌握。如按美、法建立民主体制时的发展程度,中国的民主化再提前一个世纪也不会不相适应。

  照“拔苗助长论”者看来,前苏联东欧专制统治被推翻建立起民主体制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反应到经济技术发展上来,还有一个过程,似乎认为总体上那里比中国经技术和文化水平高出许多的东欧、独联体国家的民主化,也是“拔苗助长”不相适应。

  因此,以美、法为例,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可以是很低的,以俄罗斯等为例,似乎于是高不可攀的。不知“拔苗助长”论者心目中的“发展程度”究竟如何?

  我倒赞成许多国际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中国的市场经济已开始建立起来,迫切要求建立起公平竞争的体制。必须限制行政权力的干扰,排除官商勾结,制止腐败。要这样做,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也就是魏京生先生说的要“第五个现代化”,允许人民群众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一切权力机构由民主选举产生,军队国家化,信仰自由化,预防和制止任何党派和个人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任何权力。今天这样做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技术、文化素质上的困难。电视、广播之普及,电脑联网的普及,只要允许人民有自由,保护人权,就什么困难都易于克服。简言之,就是今天中共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已和中国的经济技术文化基础不相适应,只有建立起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政治体制,方能与之相适应。

  说到底,不是民主意识民主体制和经济技术文化程度不相适应,而是和中共官僚集团不愿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的罪恶企图不相适应?p>  第五个荒谬:现在搞民主运动,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要失败。

  不知“拔苗助长”论者壶芦里卖的什么药──究竟搞民主运动在哪一点上,通过何种机制会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笔者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真正建立民主体制,还政于民,各级领导应由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监督,不称职的可以及时予以撤换。毛泽东搞“三面红旗”,饿死人几千万,只少六十年代就应被撤换。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不就可以避免。如果民主了,军队国家化了,人民群众可以不让独裁者去帮助金日成侵略南韩,帮助波尔布特出兵越南,几百亿美金、几十万人的无谓牺牲,岂不可以避免?如果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一切经济政策都不会只为太子党们侵吞国家财产提供方便,国家财产的损失不就可以避免。如果人民当家作主,就不会不顾人民生活,在没有任何外来威胁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军费,大造毁灭性武器,去和国际和平民主势力相对抗。如果是人民当家作主,一旦出现腐败,就可一查到底,不会用人唯亲而层层设卡,廉政建设也早已成
功。所以,我以为现在搞民主运动,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权民主和自由,已经为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世界潮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个二十世纪最显赫一时的人魔,都已败下阵来,为各国人民所唾弃。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独裁政权的垮台,证明了一切专制主义者的下场。中共如果继续坚持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质不变,其最后的结果,是必然灭亡。

  所以,我认为必然要失败的不是民主运动,而是反民主势力。如果“拔苗助长”论者是站在反民主势力一边,必然也会同归于尽。

  问题只在于时间。

(寄自美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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