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谁给中国放了毒？

南京中毒事件后一个星期之内，中国又发生了数起严重中毒事件。据《健康报》和《南方周末》等报道，河北霸洲110名学童食炸鸡中毒，广东和平县106人食染农药牛肉中毒；北京日本人学校55人吃盒饭中毒；湖南汉寿县22名学生吃八宝粥中毒。仅这几例官方公开报道的中毒人数就达293人，远超过南京的中毒人数。

中国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统计说，中国每年有10万人中毒，其中5到7万人是因鼠药中毒，很多人像南京下毒的陈正平一样，是故意用鼠药杀人。去年12月29日江苏网报道，南京江浦县永宁镇83岁的王老太往30多户同村邻居放毒，利用串门机会，往人家米中放“毒鼠强”。被抓获后她说，因玩牌赌钱输了，想报复。中国人怎么会“毒”到这种程度？

其实这些中毒事件，仅是中国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人心险恶的一个缩影；它是在共产党摧残人性的半个世纪统治下，酝酿、发酵的恶果。这里仅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在海外看到的报道，就可看出那个社会已经被毒到多么可怕的地步。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深圳办报时，就曾采访过市工商局查获的制造假茅台酒的地下工厂。其实所谓“工厂”就是当地渔民村的住户，屋里满地污水，厕所都堆着茅台酒瓶；他们是用杀虫剂“敌敌畏”配水制的酒，居然还很有茅台味道。自从看到那个“茅台厂”之后，我这个喜欢喝白酒的人，再看到茅台酒，就条件反射想起敌敌畏，吓得不敢“举杯邀明月”，戒了茅台。

几年前一些朋友到我家聚餐，一位刚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一瓶“酒鬼”。这是近年中国最有名的好酒之一，果然一开盖就满屋飘香，朋友们齐声叫好。那天有十多个人，而只有一瓶“酒鬼”，所以每人只能喝一小杯。最后剩下一些没喝，因那天有个喜欢酒的蒙古族朋友没赶到，给他留一口。

过了约两个星期，我实在忍不住酒瘾，就把那剩下的“酒鬼”拿出来，决定“替”那位朋友喝了。但酒倒出来就感到奇怪，有些白膜在上面，一喝，味道如同酸米汤。按道理酒是越久越醇，称之“陈年老酒”，这“酒鬼”才打开盖两个多星期，就变酸了，哪里会是真酒？

如果说平民百姓没权没势，活该上当，那么有权有势的人就有了保险吗？前年三月台湾大选时，我受《台北时报》邀请去观选及写些评论，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在家里请新闻界人士聊天，我也被朋友拉了去。王永庆家做的菜相当讲究，可能有高级厨师；当我看到主人拿出的是“酒鬼”，马上就提到曾喝过假酒。但这位企业家好像很懂酒，信心满满地说，他家的酒绝对不会有假的。随后他就讲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宴请他的往事，说谢非准备的是茅台，可他喝了一口，就告诉谢非，这酒不对劲儿。谢非很认真地说，“我请你王董事长的酒绝不会有假”，但这位台湾企业家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坚持说这酒有问题。于是谢非叫人把酒拿去检查，换了别的酒。后来谢非见到王永庆，给他道了歉，表示那酒确实“有问题”。我听到这段故事相当感叹，连堂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请客的酒都是假的，这中国还有没有真酒了？但看到王永庆对假酒这么警惕，对真酒的识别又那么在行，我也就放怀畅饮了，因为“酒鬼”实在醇香宜口，两杯下肚，就真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感。那天我喝了四、五杯，观察到王永庆至少喝了11杯。但回到纽约后，我仍是坚持戒了白酒，不想“舍命陪假酒”。

为了防假，人们可以戒烟戒酒，但却无法戒食。食物如果有假，那就只有一条路，当南京的中毒冤魂。几年前，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来纽约探亲，他抱怨中国的米中沙子太多，他的牙都咯坏了。后来从1995年6月7日《北京青年报》看到报道说，吉林省伊通县粮库主任领人在废弃的军用飞机场上往粮食里掺沙子，2,700吨玉米，掺了157吨沙子。当接到报告的公安人员来查问时，这位“人大”代表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家的粮食，我们愿意掺啥就掺啥，掺狗屎你们也管不着。”

而后来中国发生的“毒米”更是骇人听闻。据去年11月29日《山东日报》报道，济宁市鱼台县14家大米加工场，把工业用油喷洒到60吨大米中，以提高米的亮度和色泽。这种矿物油可导致腹泻、昏迷，严重影响儿童发育，并可使老人患痴呆症。

中国报纸上不断有这类报道，食物、水果等因外层被涂抹了工业油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如济南用有毒农药喷洒的西红柿和葡萄（光泽鲜艳，食后慢性中毒）；浙江掺了工业油的“毒瓜子”（又黑又亮，食后嘴脸发麻）；湖北和广东喷洒了矿物油的“毒饼干”（表面极为明亮，一点火就能烧着，冒出黑烟）；吉林掺了轻汽油的“毒豆油”（使人慢性致癌）。浙江用化肥尿素提炼的“毒味精”；北京用墨汁染的“毒木耳”……

《燕赵都市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河北曲周县槐桥乡崔志晨家所食用的面粉、香油、豆瓣酱等食物以及饲料中都发现有鼠药，全家7口人中毒后，两位老人去世；他家的4头猪和12头羊也被毒死了。

药物本来是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产物，但中国却大量出现假药，更是邪门透顶。1985年我曾在福州采访过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是共产党内相当开明、能干的一位官员，但后来因为轰动全国的福建晋江假药案，而被保守派借机整下台。晋江假药案仅是一个开端，后来中国报纸上不断有关于假药的报道。

共产党的宣传总是说西方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中国贫穷但人们精神充实。但今天看看，中国人充实的是什么。人性堕落的明显标志之一是造假。现在中国是假烟、假酒、假药、假茶叶、假油条、还有假合同、假护照、假结婚、假学位，假人民币，无所不假。有一家锁厂生产的五千把锁，一把钥匙全都能打开，都是假锁。不久前还看到报道说，中国竟查获了“假鸡蛋”，外壳是塑料，蛋黄是染料做的。鸡蛋都能造出假的，中国人的造假工艺真是出神入化了。

中国社会不仅漫天造假，还到处有真残忍。从报上看到台湾一位女作家从大陆回来写的游记说，她亲眼看到推销烫伤药的人把八、九岁的孩子当众用烧红的烙铁烫，然后涂上“烫伤药”以示有效。看到那被烫得嚎叫的孩子，吓得访客们纷纷解囊，恳求不要烫孩子，药他们全买。几天前，一个美国女性在停车场打自己孩子的场面被录了下来，结果成了美国各大电视的新闻。警方说，这位母亲因此最高可被判三年徒刑。但在中国，别说打自己的孩子，当众用烙铁烫孩子都无人管。

黑龙江的报纸报道说，一位先锋派艺术家，在哈尔滨街头，当众用大铁锤一下子砸在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脑门上，然后把猴子脑浆迸裂、血水横飞落到地上白布的血点图，称之为“行动艺术”。看到这条新闻，让人想起那个用斧头砍死妻子的诗人顾城（报道说，顾城砍了妻子一斧头后，人没死，在抽搐挣扎之际，顾城又砍了第二斧、第三斧……）。从哈尔滨砸猴子脑门的画家，到用斧头砍妻子的诗人，这种“艺术家、文化人”不让人想起来就脊背发凉吗？

中国人怎么会“毒”到这种程度？问题不在人种上，而在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毒化。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都没有像中国大陆那样发生那么多起如此狠、毒的事件。

共产党的文革，灌输人们的是暴力和残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其恶果现在就开始恶性循环：在商业大潮的恶性竞争中，人们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以致亲人相残，真是“杀生宰熟”。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价值颠倒，没有任何道德准则的底线可言。如果你批评那些老百姓，他们会说，你看看当官的，哪个不贪，哪个不占，哪个不腐败。上梁不正你就别怪下梁歪。中国官员腐败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把中共局级以上官员挨排一个个都枪毙，可能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当拥有六千万共产党员的执政党可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而且永远当权）时，它的政府还有什么资格和能力使这个社会的民众遵纪守法、有基本道德情操？

中国政府最后给南京中毒事件做的结论是个人行为所致，这是事实；但它所反映的本质却是，共产党给每个中国人心灵的井水都下了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是每个中国人长期吃的“有毒早餐”，共产党给中国放了五十多年的毒，毒化了13亿人的灵魂！

表面上看，中国轰轰烈烈，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但人的心灵毒素蔓延整个社会的现状却是无法回避的；在人类历史上，即使在资本积累最残酷的时期，都从未有过类似中国目前这种道德底线彻底崩溃的现象。共产党把经济改革称为“松绑”，松了点绑中国的经济就迅速发展（如果压根不绑，中国人早就会发财致富）。经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但一个社会正向的文化、道德水准、社会整体的文明，却需要几代人才可能建立起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代学者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共产党给中国人放的那个“心中贼”，不知道需要多少代人才会“清除”。今天，南京当局把下毒的凶手抓获了，但中毒事件仍在中国继续发生着，因为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它的名字叫“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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