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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察社会
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警察社会，因为中共政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最不受法律约束的所谓“治安系统”。这包括：公安系统、武警部队、劳改、劳教系统，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保安人员。
贾春旺领导的公安系统是全国治安的主力。任何国家都需要一定规模的警力保护公共安全，这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中国的公安系统不是政治中立的社会管理系统，而是由共产党直接操纵的政治系统。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公安系统参与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一些至今尚未得到公正处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江泽民主政以来，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个人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卷入了“ 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运动。朱熔基出任总理后，表面上禁止公安参与经商活动，但各级公安干警同社会黑恶势力的勾结却越来越紧密。警衔为副总警监的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因贪赃枉法、走私牟利上亿元被判重刑；众多县市级公安局长大肆受贿、疯狂敛财未被揭发；被揭发法办的如义乌市公安局长柳至等人，仅只是众多腐警中的极少数；地方派出所民警直接参与的打、砸、抢、杀、敲诈、勒索、强奸以及同地方帮派同流合污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孙明山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三项教育”表彰会议上承认，“大、恶、丑”案件之经常出现，刑讯逼供、违反枪枝管理使用规定和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案件之频繁发生，玩忽职守和经济类违法案件之有升无降，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之花样繁多，民警参与、保护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等深层次问题之层出不穷，以及民警作风粗暴、“冷硬横推”、侵犯人民利益等，是公安部今年继续开战专项整治的重点。总之，公安系统的腐败不比任何其他系统差。
贾春旺任第一政委的武警部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武装力量。它在组织、纪律上比民警“严明”，明目张胆的违法乱纪现象不如公安系统严重，但也并不干净。例如，自前年中央禁止军队、武警经办经济实体后，军队、武警同地方当局有关经济利益的争夺时有发生。仅去年，为了移交军队、武警经济实体的资金，在南京、合肥、沈阳、海口、南宁、深圳等地，就发生过四十多起流血事件，致使四百四十多人伤亡。其中，最大的一起，是今年二月宁夏武警为煤矿交接涉及的经济利益同石嘴山公安干警、民兵发生的武装冲突，死伤数百人。武警系统的另一个腐败现象是提干、晋职中的营私舞弊和行贿受贿。为了提干，士兵必须先入党；要入党，就要向班长、排长、指导员送钱。
来自农村或城镇底层家庭的下级军官，不论表现如何突出，不论有无军校文凭，没有裙带关系或者其它利益交换关系，根本就没有晋升的机会。
劳改、劳教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没有受过警务培训，其文化素质可能是中共各类干部队伍中最差的。劳改、劳教系统的违法乱纪现象比任何其它系统都严重，干警体罚、殴打、奴役、盘剥、搔扰犯人乃家常便饭，打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想要了解劳改、劳教的内幕，无须去问劳改、劳教干警，也无须去问犯人本人或犯人家属，只要同劳改、劳教干警的亲朋好友从侧面聊聊就知道了。美国的吴宏达不停地折腾，试图揭露劳改、劳教的内幕，其实他抖出来的仅只是些皮毛而已。当然，吴宏达熟悉他当年被劳改时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情况，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劳改、劳教系统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的许多黑暗更是远比吴宏达盲目猜测要厉害得多。参加过劳改法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的王林先生说：“劳改、劳教是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一块地盘，是最没有人性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管教干部和杀人犯同样地残忍，所不同的仅只是相对位置不一样罢了。只要中共掌权，人权的曙光就永远也不会照到这块地盘。”
地方保安组织、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保卫处、保卫科，这股半武装力量在行政上由本单位领导，但在业务上却受所属县、市公安局的指导。这帮家伙，身着类似于警服的制服，也配备枪枝、警棍等警具。走在中国大陆任何城镇的大街小巷，人们到处都可以看见披着各种各样制服、气势汹汹的人，他们当中除了现役军人、武警、公安、交警、狱警（劳改、劳教部门）外，很多都是企事业单位的保安人员。自一九九九年中共正式镇压法轮功以来，参与清剿、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就是公安部门组织的地方保安人员。例如，在天安门广场值班抓人的，很大一部分打手就是从我们山东调去的。地方保安人员不仅负责本单位的安全，如防火、防盗等，而且还配合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监视本单位职工的思想动向。更有甚者，保安人员有时还充当本单位领导的“私家警察”，他们为领导及其家属提供免费的保镖服务，替私设的公堂抓人、逼供、刑讯、栽赃、搔扰等等。在山东德州、特别是陵县，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现象。
在贪官污吏越来越多、治安状况越来越差的中国大陆，保安人员却是越来越吃香。武警、民警虽然厉害，但能调得动正规警力的贪官污吏毕竟是少数。陈希同、成克杰、贾庆林、李纪周那样级别的共干可以调用武警为己所用，县、市的党政头目可以调用下辖的公安局为己所用，大多数中、下层的专业部门共干，例如地方财政局干部、税务局干部、工商管理局干部、环保局干部、卫生局干部以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在本地吃喝嫖赌有人帮忙，到了京城或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想要寻乐子，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了，而且稍不小心还会被不认外地土官儿的警察给抓了起来。京、津、沪等大城市扫黄时，经常抓到外地出差的土干部，原因就是土包子碰上了地头蛇。
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比不上市、县的党政首脑，但比中、下层专业部门的党干有更大的自由度，他们豢养了一帮保安人员，一是用来控制本单位的职工，二是用来协助他们做一些见不得人得事情，三是用来充当私人保镖，保护他们免受下岗工人的攻击。在陵县和德州地区的其它一些县、市，很多企业头头嫖娼也都是由本单位保安负责警戒的。
二、特务社会
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特务社会，因为中共政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对内、对外广泛渗透的情报体系，这包括：国家安全部管辖的国安系统、在情报业务上受安全部指导的统战部、新华社、对外友好协会、港澳办、台办等，以及由总参二部、三部、海军情报部等构成的军情系统。对军情系统，我将以另文介绍。这里只谈几点我知道和听说的国安系统的情况来说明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社会。
许永耀领导的国安系统是对内情报战场的当然主角。长安街上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公安部大院也挂着国家安全部的牌子，但国家安全部的本部设在颐和园东南侧的一个不挂牌子的、由武警站岗的神秘大院内。同样，省级国家安全厅、县、市级国家安全局表面上也与公安系统共用一个大院、大门，但其本部则另设别处。自国家安全部于一九八三年成立以来，国安系统吸收了上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别是贾春旺任国家安全部长期间，国安系统雇佣了一大批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论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国安系统可能是首屈一指的。现任部长许永耀说过，安全部是除了部长外每个工作人员都有 大学以上学历的政府部门(注：许永耀只有中专学历)。
国安系统对涉外机构的渗透是公开的。例如，外交部、其他政府部门的外事局、地方的外事办、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外事处、室、统战系统、港台办、对外友协等等，或者有国家安全部的代表、联络人，或者在情报业务方面受安全部指导。这方面的工作具有搜集情报、反间、协调和配合国内外行动等多重性。
国安系统对涉外人员的渗透是半公开的。国安人员处心留意出国探亲、考察、进修、留学、经商的人员，以及定居海外后回国探亲、旅游的或者临时回国的居外人员。一有机会，他们就怂恿、利诱、教唆甚至胁迫这些涉外人员为他们搜集所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情报。有人说，这种广种薄收式的“情报人民战争”是最经济有效的。但实情如何确实是国家机密，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不过，从中共外交政策的某些摆动和外交实践上经常出现的失误和面临的窘况来推测，中共的情报工作其实并不比任何其他部门的工作更出色。
国安系统对公民的渗透是秘密的。国安人员的触须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通过盘根错节的秘密渠道，国安系统可以打听到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你说了什么政治敏感性话题、或者发了什么政治牢骚，国安系统马上就会知道，但他们一般不会因此来找你麻烦，除非他们怀疑你与海外有某种联系。此外，一个地区的民情如何、治安状况如何、哪些干部贪污腐败、哪些干部与港台公司有暧昧交易等等，他们都是了如指掌的。然而，由于各地贪官污吏的种种作为一不是国安系统该管的(因为有监察部和检察机关在)，二不是上面感兴趣的，所以他们往上只汇报上面想知道的。反过来说，由于国安系统能最迅捷、最准确地掌握任何人的言论和隐私，他们想整谁就整谁，要搞 掉一个市长或法院院长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公安系统要整几个空喊自由、民主、人权的大学生或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但国安系统要搞掉一个高干，只要调出其档案，复印一份转给中纪委、监察部或者中组部就行了。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务社会里，不仅普通公民提心吊胆，就连陈希同、成克杰、贾庆林那个层次上的高官也逃不过国安系统的耳目。
国安系统对香港的大规模渗透自中英达成回归协议后不久就开始了。安全部和广州安全厅两套人马在香港作业，为香港回归做了大量铺垫性工作。香港回归以后，他们为中央政府提供有关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各级官员以及香港社会名流的信息，同时他们也把香港作为向台湾渗透的中转大本营，监视来往于港台之间的台籍人士，刺探情报、培养关怠４送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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