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箱操作产生混乱
这是一家拥有交通、能源、工业、民用等工程建设施工一级资质的国有大型企业，拥有职工５０００人，公司固定资产４亿元，年施工产值高达１２亿元，曾参与江苏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的施工，以及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高速公路的施工总承包，江苏省境内的每一条高速公路，几乎都留下了这家企业的印记。
在交通工程领域，项目承包方对部分项目进行分包是一种行业惯例。然而，这家公司通过招投标赢得工程总承包权后，对工程的分包及分包后的管理上“暗箱操作”，成为随意性极大的一笔“糊涂账”。
制度缺失混乱继续
制度缺失第一个环节是分包。侦办此案的检察官介绍说，这家公司在获得工程总承包权后，把工程分为若干标段交由下属公司分头施工，而下属公司在组织施工时，也会把自身力量无法完成的部分土石方、路基、路面施工等工程转包给一些中小施工企业或农民工程队。与总承包权的获取方式不同，分包工作面广量大，没有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哪一段工程交给哪个施工队，没有严格的标准，常常是一位领导、一个熟人的一张便条、一个电话，一段工程的分包单位就定下来了。有时甚至连分公司的副职都搞不明白，某一个施工队是怎样赢得一段工程分包权的。
制度缺失的第二个环节是工程款的支付。江苏省高速公路建设的款项由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层层下拨。通常下拨的工程款只是工程进度应付款的７折甚至５折。“僧多粥少”的工程款如何分配，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制度。同样是按质量和进度完成的工程，有的施工队可能拿到全部工程款，有的则可能分文皆无。谁多谁少，全是由总公司、分公司分段设立的项目经理部经理一人说了算。
制度缺失的第三个环节是工程、材料计量和质量验收缺乏有力的监督。交通工程是隐蔽工程，用材好坏、数量多少，都只能靠施工中的同步监理才能判定。工程队用了２０００立方米土石方，计量人员闭只眼，可以算成２３００立方米，也可以算成１９００立方米。应该修３米的地基，只要现场监理人员首肯，修２．７米也能通过验收。
受贿成部分人之行规
２００１年６月，检察机关着手查处江苏交通工程总公司案件；７月，包括公司副总经理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被捕。就在这种氛围中，淮安分公司第四工程处主任窦长明仍然收受了一家建筑公司经理送来的两万元贿赂款。检察官就此事讯问窦长明，他满不在乎地说：“人家给我，我就拿着。这种事在行内不都这样吗？”
检察机关发现，高速公路建设的超额利润，加上交通工程管理人员收入分配政策的不合理，使得行贿受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交通工程行业内一些干部默认的“行规”。
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处长方贤国、侦查员李文宏说：“高速公路建设是典型的资金密集行业，例如沪宁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高达２４００万元以上，平均每平方米至少要２．４万元。高造价及不尽合理的预算，给包工头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修高速甚至比做房地产还要来钱。为了承揽工程，包工头几万几十万地送，之后还有惊人的收益。本案主要行贿人张文艺是江西广丰县一个农民，只有小学文化。他先后向本案当事人行贿超过百万元。同时，他自己也迅速暴富，仅在苏州市区就拥有两套住房、４辆小汽车，还有２０多台施工机械，总资产近千万元。”
与“富得流油”的包工头相比，这家工程总公司干部收入是微薄的。工程建设多是野外作业，工程在哪里，项目经理部就要设到哪里。餐风宿露，披星戴月，一连半个月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不能与家人团聚，对工程管理人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了。在工地，他们常年住的都是工棚，有的食堂就建在农民的牛棚马圈里。虽然很辛苦，但收入并不高。史崇强说：“工资、补贴、奖金，再加上工程嘉奖，他们一年的收入也就２至３万元。”
收入反差受贿诱因
巨大的收入反差，使这些工程管理人员心理不平衡。据本案收受贿赂数百笔、时间长达８年、总额高达２００多万元的江苏交通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黄加彬供述：“我做了２０年工程，整天接触那些包工头。他们文化素质不高，比我差远了，最初也都一无所有。他们跟着我干工程，虽然承接的都只是一小段，没几年就大发特发了，变成了资产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大款。是我给了他们做工程的机会，但我的收入却很低。所以我就想：这些人赚这么多，孝敬我一点也是正常的。再说，我拿了他们的钱，工程质量上却并没有打马虎眼，也没给国家造成什么损失。”
今年３８岁的黄加彬是系统内公认的“搞工程的一把好手”，１０年前曾被评为“重点工程建设功臣”。随着资历的增长、职务的晋升，他逐步发展到向包工头索要贿款，并以种种借口拒付、拖延应付的工程款，深受其害的一家工程公司总裁被逼无奈，终于向江苏省纪委举报了他的索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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