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打江山”出身的元老群体中，真正称得上有文化者了了无几，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需要“苏维埃加电气化”的道理，所以自夺取大陆政权的那一天起，即把培养自己的子女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随着中共政权进驻紫禁城后，原来延安的干部子女学校更名北京育才学校，并新建立了一零一中学，仍是专收干部子女。另外，北京军区将原来的“荣臻学校”更名为“八一学校”，中央军委建立了一所“十一学校”，中宣部系统亦建立了一所景山学校。这些学校享有特权，当年的教学及各种生活设施之先进，就是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平民学校也仍未达到。
据曾在这些学校里读书的干部子女回忆，当时育才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地方司局级以上干部子女；八一学校、十一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军队师级以上军官子女(八一学校的地位更高)；景山学校则是党内知识分子的子女云集。而一零一中学的学生成员比较复杂，一种是中共烈士子女，如秦邦宪之子秦铁、毛泽民之子毛远新；另一种是父母被派驻外地工作的干部子女，还有一种是父亲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失势甚至丧命的中共干部子女，如高岗的儿子高轩--至少在“文革”前，共产党整它自己人的时候似乎是不殃及子女的。
在一零一中学读过书的干部子女回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进城以后的中共政要们大都对自己的孩子比较溺爱，所以许多人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到设在郊外的八一学校和一零一中学寄宿，于是就自然在北京城内教育质量最好的学校里打主意。北京有名的师大附小，陆续接收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的后代，城内最好的中学如男四中、男八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更是中共高干子女们云集的地方。
由于国际冷战的存在，毛泽东“居安思危”，中共把相当多财力花费在“国防建设”上，同时刻意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现代国防事业的接班人。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亲自电令大将陈赓主持用“最快的速度”创建一所军事工程学院，以加速培养“自己的现代化军事指挥人才”。于是，陈赓大将手持万岁以及九千岁的钦旨，强令全国军队、地方各个有关部门为其开绿灯，结果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哈尔滨
建成了中共自己的“黄埔军校”--哈军工。
根据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份报告披露：“到一九五八年，这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军事院校”。当时中共高层的毛、刘、周、朱等人梦想将这所军校逐渐扩展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事院校。后来，这所学校在林彪的主导下，被分散成几个分门别类的军事学院，主体部分则南迁长沙，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地位大为下降。但它在五、六十年代里陆续送出的大批毕业生都已在军队及地方重要部门担负重要工作。而其中有高干背景的一批，大部分都成为军队师级以上，地方司局级以上的党、政、军要员。
另外，由于毛泽东曾一度指社会科学为“伪科学”，加之中共“科技兴国”的宣传，使得那个时代的高干子女即使不进哈军工，也要进清华这样的名牌工科院校，进文科和其他门类院校的为数甚少。毛泽东的子女李纳是个例外，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直到“文革”开始，中学毕业后，高干子女们的主要集中入读哈军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大都就学于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系和专业，所以他们毕业后也多直接进入了军队或国防科技部门。
中共“太子党”第二梯队成员比起第一梯队和后面所要论述的第三梯队成员相比，经历最少坎坷。既没有像第一梯队那样不得不在马背上识字唱歌学文化，也没有如第三梯队那样，在该读书的年龄不能读书，而是长年同步枪、锄头、榔头打交道；“文革”中他们的学术
地位不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政治地位不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同第一梯队相比受冲击较少；同第三梯队相比，“文革”初期虽然也不得不走过一段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成了“国家干部”，即使到“五七干校”或其他基层劳动也还有固定薪资收入，很少如第三梯队成员那样，曾一度真正活动在中国大陆社会的最底层，同真正的劳动人民一样含辛茹苦。
拉帮结派，各立山头
在“太子党”第二梯队成才的五十年代，社会风气、干部作风远不似今日一样腐朽，所以“太子”们在学校读书时，彼此之间也较少攀比各自父母的官职大小。
到了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父母大都居住在北京，而且“太子”们又到了喜欢交际的时期，他们开始行走豪门之间、出入宫苑之内，不同级别的家庭不同设施，以及他们自身所享受的不同待遇冲击者他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理念。他们很容易察觉
到自己自尊心的来源原来是父辈的“等级”。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重返政坛，使他们也迫不及待地通过当“秘书”、“干部培训班”等方式获取高位。并以父母的派系及自己的学校划线，拉帮结派，各立山头“招贤纳士”，形成各自利益一致、配合默契，有能量有经验的班底。在最高层，最主要的“太子党”圈子分别以叶剑英之子叶选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王震之子王军、陈云之子陈元、陶铸之女陶斯亮、杨尚昆之子杨绍明为首。他们彼此之间时而互相利用，时而争风吃醋，互不买账，任何“外来人”想往上爬，往往依附其中一派。
这一批人虽然在八十年代以来大都升迁过快，但仅从年龄和阅历的角度讲，五十岁上下的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担任司局级至省军级的领导人，不应该算过份。他们自己可以从心理上把自己近些年来突然崛升的原因归之于“文革”中被“耽误”了十年。
事实上，他们中像贺鹏飞这样仅有十多年军龄即能官至正兵团级要职，像廖晖那样一夜之间从一个团级(相当于地方县级或国家机关处级)军官跃升为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副部级，后升正主任)的毕竟不是多数，很多人官到如今之高位还是经过了各种“阶段”的。例如粟裕大将的儿子粟戎生，自哈军工毕业后即到了位于“抗美援越”第一线的部队里从战士干起，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到总参军务部副部长。是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自己现居高位的“合法性”也还是有点“底气”的。
就人数而言，第二梯队的成员在“太子党”中为数最多，而且大都在军中身居军、师级甚至更高。
他们当中的相当一批已将解放军的实权接管，少部分后来“军转民”进入了地方各级政权领导层。这批人在中共“太子党”中为数最多，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中将，海军副司令员)、邓小平女婿贺平(少将、总参装备部部长)、张爱萍之子张翔（少将）、彭德怀侄女彭钢(中纪委常委、军纪委副书记)、陈毅之子陈丹淮(某军副军长)、粟裕之子粟戎生(少将，总参军务部副部长)、谭震林之子谭冬生(少将，总参动员部部长)、杨勇之子杨继平(少将)、昆之子杨绍京(国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长，副军级，已病逝)、王诤之子王苏民(少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任弼时之子任远之(副军长)、秦基伟之子秦天(少将，副军长)、许光达之子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陈赓之子陈之健(少将)、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少将，二炮部队后勤部政委)、刘华清之子刘卓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副主任)、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少将，海军航空兵后勤技术部政委)等等。
中央机关和地方代表人物包括：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女邓楠(国家科委副主任)、伍云甫之子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曾山之子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廖承志之子廖晖(国务院侨办主任)、陈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洪学智之子洪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李维汉之子李铁林(中组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乌兰夫之子乌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赵东宛之女赵地(中纪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黄敬之子俞正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何长工之子何光 （国家旅游局局长）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当然也同大陆所有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挤入大陆社会的各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冲击，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态难以再迷信人民，但又不敢积极引进西方民主的思想，“文革”的混乱局面和他们对自己既得利益患得患失的心态，使他们中间正在酝酿一种比他们哥哥姐姐更大胆、更为务实的政治形态，即所谓“以非意识形态的共产党组织社会力量；以非绝对专制的统治方式，以官办资本(非官僚资本)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为主体，与一部分非共菁英人士的阶层和集团相结合，来推行异化的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政治方针。这种思想最明显表现在《苏联剧变后我国的现实应对战略选择》，有人称之为“太子党纲领”，激进者更斥之为法西斯纲领。不过，这份纲领的策划者是比他们年龄小得多，应属于第三梯队的潘岳。
平心而论，“太子党”第二梯队毕竟比他们的父母辈和哥哥姐姐们(第一梯队)减少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尽管他们在形式上离不开中共的特殊个性，但他们是中共内部自我改造最坚定的力量。当元老治国时代终结后，主导政坛的“太子党”第一梯队就会积极拉拢第二梯队，使之成为专政的辅助力量，并通过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沟通。但是，历史不太可能给他们太长的时间，除非他们自我彻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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