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未下，她便忙碌起来，早早为儿子做好晚饭。她在那碗热气腾腾油香四溢的面条里放了烈性农药……
她的独生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是个十足的傻子。20几年前，她的丈夫去世，其未过门的儿媳提出撤婚，她的独生子备受刺激，便疯了，每每病发便大打出手，不可遏制。她还有一个女儿，嫁在邻村，每月拿出40元钱来，买些药物，基本能控制她儿子的病情。近期，女儿家中拮据，无力拿出那40元钱，于是每逢傻儿子病发,老太太没了主张……
她的傻儿子似乎饿极，大吞那碗面，未吃到一半，毒性便开始发作。他口吐白沫，问：
“娘，你是要毒死我吗？”
老太太泪流满面，终于还是不舍，说：“那你就把那半碗面倒掉吧，别再吃了！”
她的傻儿子这才幸免一死……
这是记者在河南采访时偶尔听到的一段真实故事。故事发生在河南省东北隅台前县一个叫做景田村的地方。这里紧邻黄河，是典型的盐碱之地，农民生活贫苦。我们姑且勿论老太太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但它赋予我们以这样的思考：在人类已经进入科学昌明的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广袤的祖国大地上，还有一部分人正挣扎在贫困与疾病的双重折磨之下：因为穷，他们看不起病；因为病，他们更穷。目前，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因贫困而看不起病的比比皆是，而因病致贫的占到60%左右。
小病躺，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
北方的晚秋，天气似乎格外的冷。淅沥秋雨中，记者从台前县城出发，跋涉好长一段泥泞的路，才到景田村。
这个破败凋敝的村子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近3000名。在景田村，柳大夫开着一家私人卫生所。柳是这里三乡五里远近闻名的医生，因此生意还算红火。柳大夫告诉记者，该村农民多生活贫困，营养不良，而又卖力劳作，作息无序，故患病者甚众。村民来这里拿药，不过是索取一些简单药物而已，有的甚至不用医生诊断便自作主张。柳大夫连连摇头叹息，说，他们总是挑最廉价的药，往往是小小感冒也要拖一两个月不能痊愈。
来看病的固然可叹，那些连索取简单药物亦无能为力的农民更是可悲。他们把目前自己的境地用一句顺口溜来概括，叫做：小病躺，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
景田村东头有弟兄三人，都年过40岁。他们都很穷，经常生病。柳大夫说，他们是小病不看，大病小看，真到难以忍受的时候，才会来拿一些药回去吃。一天晚上，他们弟兄中的一人来敲柳大夫的门，很急切的样子，说家中某某犯了重病，须柳大夫赶快去看。柳大夫看过了，他们又索要简单药物，柳大夫很坚持，说：非输液不可，不然就熬不过来了！他们这才答应让柳大夫为她挂点滴。
在与柳大夫的谈话间，一名衣衫褴褛身体虚胖满脸病容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来就医的。柳大夫给她诊了病，刚要开药方，她忽然问：“多少钱？”柳大夫说出一个数目，妇女扭头便走。记者问怎么回事，柳大夫说，她是重感冒，须吃不到5元的药，但她还是舍不得花钱。
景田村的农民多没有文化，不知病理，生病不愿去看医生，自诊自断，胡乱吃药，以致往往生发出许多不测。一个老太太，因长期大量服用某种治疗感冒的药物，结果致残。另一老太，行径更怪，由来见药便吃，比如到某邻居家作客，见桌上有药，拿过来便塞到口中几片，长年累月，一向如此，但其身体竟从未因胡乱吃药有过不适，用该老太太的话说，这是因为她百病缠身，吃什么药都有对症，所以便有益无害了。这是一个极为少见的例子。
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的增加、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恶化，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已不再限于感冒发烧和腹泻，而扩展到非传染性慢性疾病。1998年,在导致农村人口疾病死亡的原因中，居于前3位的原因是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目前，景田村许多人正被慢性气管炎所困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肿瘤病患者也不在少数。
在景田村，你若划分村民的支出账目，很大一部分只能有以下两条：吃饭，吃药。记者多次听到他们说这样一句话：庄稼人最怕生病！他们是深深惧怕了生病的。举个例子，即使是柳大夫这位乡村名医，也百病缠身，双腿几乎不能动弹，据说是“股骨头坏死”。记者发稿前，通过电话得知，近期柳大夫终于撑不住，去了北京诊治，原本几近小康的家庭已盆净钵净。柳大夫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百姓家了。疾病，使他们的困顿生活雪上加霜。
医疗机构：各自惨淡为营
目前，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乡、村都已建立起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所谓的“三级预防保健网”，医疗机构分级设立，上面是县级医院，然后是乡级医院，再一便是村级卫生所。“农民小病不出村，得了大病又不信任县乡级医院，使县乡级医院的经营陷入了困境！”台前县卫生局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说，台前县共有9个乡级医院，而员工工资数目超过200元以上的，只有两家，其它7家，员工工资都在100元左右。“他们穷死了，吃饭都不够。原因有二：一、医院技术人员缺乏；二、农民太穷，看不起病！”记者走访了包括县乡级在内的多家医院，给记者的印象都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一方面，农民因为自身经济状况无法给医院带来效益，而另一方面，医院因为技术原因也给农民带来伤害。李小姐曾在安阳市某医院做过护士，她告诉记者，安阳这家医院的某主管曾连连向她惊呼：你们台前到这里看病的人真多，几乎都是恶性肿瘤，而且还是晚期。李小姐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因为农民对病向来一拖再拖，终至不治；再一便是台前当地医疗机构医疗设施差，技术水平有限，多出现误诊，不能对症下药，使病情恶化。在景田村，有一中年妇女，肚子长期作痛，被台前县某大医院诊断为胆囊炎，她按诊断结果打针吃药仍无济于事。后来到别家医院复诊，发现是子宫癌，已至晚期。
村卫生所是农民身心之所依。在他们看来，在这里看病起码花费不会太高，来去也方便。尽管如此，他们对村卫生所还是颇有微词，问题主要出在药物的质量与价格上。现在，乡村诊所多为私人经营，主管部门也疏于管理，一些医生服务意识不如牟利意图，定的药价时高时低，有时甚至使部分村民不堪承负。同时，某些乡村医生还滥用处方权。这也使得部分农民畏于看病。
贫穷落后之地无不孳生封建迷信。在景田村，独立于众正规医疗机构之外的，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医疗机构”：巫婆！由台前县县城去景田村，要乘机动三轮车才可以到。开车师傅告诉记者，他是颇熟悉去景田村的路的，因为曾多次拉人到景田村“姑娘婆子”那里去看病。“姑娘婆子”何人？“巫婆”是也。在景田村，目前有3个这样的“神人”在位，其中两家香火鼎盛。据说，她们都是得了“泰山老母”的点化，因而声势颇大，远近闻名。每逢过年过节，这里便善男信女云集，热闹异常。来这里的多是远近生病的百姓，甚至某些官太太也来这里朝拜，以期更多富贵。记者注意到，在景田村，巫婆的住宅如鹤立鸡群，是村中最为阔气的。而有趣的是，每到上香奉神的旺季，巫婆为前来“看病”的病人看过一天病后，她们便会到柳医生的诊所里挂一晚上点滴。难怪柳大夫会不时地骂一声：“泰山老奶奶”还来找我看病呢，我就是太上老奶奶！
用制度来保障 农民的看病吃药问题
其实，目前我国乡村人口的医药供给并不短缺，但农民看病吃药既不便宜又不方便，还出现了因贫无法看病，因病致贫等问题。为什么？
景田村某村民跟记者回忆了一段从前的“幸福日子”：
“60年代，公社搞了一个合作医疗。你生病了，就去村诊所拿药，尽管有时候村干部或他们的亲戚拿的药要比我们普通老百姓好，但我们心中还是高兴的。没见有谁家的孩子发烧了不吃药，用厚厚的棉被去捂汗，把小孩子闷死的事情……当然，这都是一些老事情了！”
据记者了解，合作医疗最早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山西、河南两省的个别农业生产合作社，办法是社员出“保健费”,合作社将部分公益金作为补助,对在本社保健站看病的社员给予一定价格优惠。合作医疗的资金是筹集来的，并非完全白拿白用。某些地区的标准是“根据大队不同情况，最多每人1元，最少每人1个鸡蛋”。
1959年11月，在山西稷县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合作医疗制度得到肯定，从60年代起在全国推行，但真正普及是在“文革”期间。1968年，毛泽东看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于是这一制度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当年，在某些实行该制度的地区，农民除交纳5分钱挂号费外，其它费用均由合作医疗负担；在以公社为单位举办合作医疗的情况下,本公社治不了的病人转到外地的一切费用也可由公社医院负担。老百姓看病没有什么负担，于是无论大病小病，都不亦乐乎地去看。尽管今天看来，当年这种资金来源有限但支出却无控制的制度导致其最终破产，但毕竟，这种制度曾保障了农民的身体健康，在探索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道路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健康服务产业是一个不能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崩溃，到90年代初已名存实亡。近年来，无可否认，农民的预防医疗保健，几乎都是任由市场来调节，农村的医疗保健体系一片混乱，广大农民的健康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专家指出，政府对群体预防活动的强有力支持曾经是中国农村健康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一大重要原因，目前乡村人口之所以在看病吃药这一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正是部分地丢失了这一传统的缘故。
农民的看病吃药问题必须依靠政府的强有力干预，以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来加以保障。我们不由得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合作医疗制度上。
合作医疗：如何拨云见日？
目前，在中国农村各地，又纷纷传来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消息。这是一种集资医疗保健制度，颇类似于医疗保险，主要做法是每个农民每年缴纳一部分资金，看病时就可享受到一定的医药费用减免。其筹资仍采用“政府拨一点、村给一点、个人交一点”的方式。在保障农民预防医疗保健方面，这仍旧不?陉@好的制度。目前，此制度实行情况较好的地区大多是乡村工业化程度高、居民普遍属于全国农村最高收入组的富庶之地，比如深圳、浙江、上海诸地乡村。而在其它贫困地区，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工作则举步维艰。贫穷，成了其最大的滞碍。
台前县卫生局某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台前县曾尝试重建合作医疗制度，但却不能成功。“当时我们决定先搞试点，我们讨论，先搞6个村行不行？行，我们说。但村民不愿意出钱。于是我们再讨论，搞3个村行不行？行，我们说。但村民仍不愿意出钱……农民都太穷，即便是5块钱、10块钱这样小的数目，也无力拿出来。部分乡级政府也太穷，他们也公开表示没有钱能拿出来，然而，若没有村镇两级强大的公共补贴做后盾，这种制度是绝对难以持续的。”
因为贫穷，台前县的合作医疗重建计划终于流产。台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政府某官员告诉记者，现在，台前县的农村经济仍徘徊不前，甚至有走低的趋势，农民人均年收入应该不到800元。
现在，在规范的医疗保健制度形成之前，各种巧立名目的所谓“利民便民”制度也应运而生，导致了制度的混乱，于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组织、个人混水摸鱼，大捞好处，从而导致了农民对政府等有关部门的不再信任，记者认为，这也许是农民不愿出资的另一原因。在河南省扶沟县大李庄乡某村，记者得知一事：1992年前后，政府号召农民参加医疗保险，每人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便可以入保，保险公司与医院承诺，看病花费300元，可报销30%的医疗费，花费500元，则可报销50%的医疗费……花费越高，报销比例越大，但，类似于酒店的最低消费，只有当医疗花费在300元以上时才能报销。该村村民纷纷向记者诉苦：“我们老百姓谁家看病舍得花费300元啊？为了能报销便去高消费，不划算！”村民交了几年粮食，但无一领过报销金。此后，农民便“聪明”起来了，因此合作医疗向他们集资时，他们便犹豫了。
原载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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