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题
怎么称呼中国？成了台湾的一个难题。
当今世界，称中国为中国，称台湾为台湾，从来不成问题。在台湾却行不通。偶读西方论着的台湾译本，遇到“中共”、“大陆”、“中国大陆”之类令人困惑的文字，一查原文，原来都是China，译者就是不肯按作者原意译为“中国”。
这回在上海APEC，台湾记者提问，照例称中国为“中共”，唐家璇勃然大怒，说“中共已是历史名词！”又一位记者改口称“大陆”，唐又大怒，弄得记者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九九七年到淡江大学教书，开宗明义给学生说清楚、讲明白，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两个概念难以区别，我讲课一贯用民主台湾（Democratic Taiwan）和共产中国（Communist China），简称台湾（Taiwan）和中国（China），全世界都不会弄错。后来我开了一门课，就叫“台美中三国关系研究”，理所当然台湾放在前面。这叫国家认同，是国民的权利，也是义务，必须清楚，不容模糊。
共产中国跨进二○○一年，申办奥运，主办上海APEC会议，提出“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区”构想，加入WTO，号称“四喜临门”。加上美国遭到“九·一一”恐怖攻击，身处民主台湾而向往共产中国的一群政客、商人、学者及媒体操盘手，联手造出一个“二十一世纪神话”，叫做“中国奇迹”。他们宣扬“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没落”，“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发展的火车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台湾再不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成为“中国的一部份”，就要被“边缘化”，就“完蛋”了。某些党派头目把这样一则“天方夜谭”，炒成了二○○一年台湾选战的主菜。
本文宗旨，即揭开台湾版“中国神话”之面纱，一窥共产中国之真面目。
二、中国是21世纪火车头吗？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同毛泽东的封闭年代相比较，共产中国确有巨大变化，人均国民收入自二百美元增至八百美元，达到邓小平预定目标八百至一千美元的下限。
中国的发展，主要靠国内丰富的廉价人力资源同国外的资金、技术、行销通路相结合。在中国的说法，叫“一靠老乡，二靠老外”，或“两头在外”。
中国发展“一靠老乡，二靠老外”
“一靠老乡”，指源源不断来自中国农村的廉价人力资源。二十年前，他（她）们是被国家捆绑在人民公社土地上失去劳动自由的农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他（她）们获得了半自由，成为可以离开土地流向城镇的“盲流”或“民工潮”。他（她）们获得的，只是在城镇出卖自己劳力的那一半自由，而得不到城镇居民的身份和权利，连子女入学的自由均被剥夺。过去有人断言，“盲流”或“民工潮”是中国动乱因素，弄不好要出陈胜、吴广。当时我就说他（她）们不但不是动乱因素，他们是保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最根本的稳定因素；他（她）们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创造者，正像古埃及奴隶创造出奇迹金字塔一样。全世界除了中国，没有任何地方找得到如此大量、劳动工资低、劳动环境差、无工会组织、无权利和安全保障的制造业工人。他（她）们以奴工的待遇，创造出熟练工人的业绩。这样的人力资源，除了共产中国从哪里去找？中国将不可阻挡地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基地，道理就在这里。
“二靠老外”，就是靠国外投资，以及随外资进入中国的管理、技术、产品设计、产品国际行销通路等等。所谓中国“磁吸现象”，就是靠老乡吸老外，靠源源不绝来自乡村的廉价人力资源把外国资本、技术等吸进中国。
但如果认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那是神话。共产专制国家的奴工只有生产能力，没有消费能力。赵紫阳当年提出的方针叫“两头在外”，即原料、产品设计、零组件、品牌等等都从国外引进，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加工成为消费商品，全部外销国际市场。陈云曾批示广东省委，广东生产的运动鞋，不准在国内销售，“内销一双，就是卖国”。这样奇特的陈云禁令虽已成为历史，但共产专制制度下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分配给生产者的只是极小部份的事实并无改变，用陈云的话，叫“国家拿大头，企业拿中头，个人拿小头”。因此人均国民收入八百美元，国家、企业拿走了“大头”和“中头”，全国生产者只剩下“小头”可分，每人每日分不到一美元，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哪来“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人力资源靠“老乡”，资本来源、消费市场靠“老外”的中国，能成为二十一世纪引领全球发展的火车头吗？
显然不能。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这种台湾商标的中国神话。他们只说过加入WTO后中国要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倒是近乎真实。
江泽民时代发展吃毛邓老本中国在江泽民时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吃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老本。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底亚·森（Amartya Sen）指出，中国发展的动力、巨大人力资源的形成部份应归于毛泽东无心造成的结果。他说：“毛泽东并未认真想过中国大陆会出现繁荣的市场经济，所以他自然也不会想到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变迁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如识字率的提高、基本医疗及土地改革，确可以增进人类的能力，即所谓人力资本的扩张。”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Random House，1999。）他也指出某些社会目标如农村医疗、农村教育、婴儿死亡率（尤其女婴），今天在中国遭到负面冲击。
江泽民统治共产中国十二年，把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演变成外强中干的军事霸权恐怖帝国。江泽民帝国有两强两干。
第一强如前所述，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资金、技术投入的潜力强。第二强是倾国家财力购买外国武器装备扩张军事力量对外争霸的欲望强。江泽民在把军事费用上升到世界最高比例的同时，中国的教育经费下降到了世界最低比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教育经费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在全球有统计数字的一百五十三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四十五。世界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平均占GDP百分之六以上（台湾百分之七），发展中国家平均百分之四以上。中国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和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军费则相反，已上升至GDP百分之四点七，远远超过日本的百分之一，美国的百分之三；以绝对数字计，不及美国，与日本不相上下。美国与日本是人均国民收入三万多美元的最富有国家，中国是人均收入仅八百美元的最贫穷国家。要收入不到人家三、四十分之一的中国穷老百姓去负担江泽民同世界最富有国家拼“军备竞赛”，中国老百姓还能不被江泽民榨干？
所以两干是：榨干老百姓的血汗，耗干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人均八百美元在中国，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而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贫富悬殊。原因就是江泽民顽固拒绝政治改革，极力推行权力市场化、权力资本化。
在上海等少数中心城市及其市郊，经济迅速发展，特权者与依附特权的少数人暴富的同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经济萧条，农民消费下降。农民收入扣除各种苛捐杂税、各色摊派后，往往所剩无几甚至血本无归，致使农民不但无法进行生产性投资，而且大量弃耕。
乡镇企业在权力市场化的排挤下，或倒闭，或裁员，农民非农收入急剧下降，而负担基层政府的开销加重。邓小平时代国家教育经费不足时，由于农村经济上升，基层政府和农民家庭还可以负担得起，农村教育得以维持。今天这种局面已难以为继。
榨干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发展
江泽民政权掠夺式的经济开发不但榨干了人，而且榨干了自然资源。整个中国的空气、水、土地都遭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沙漠化与沙尘暴
北京青年报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报道，根据卫星遥感监测显示，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中现有水土流失面积三百六十七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国土沙漠化面积目前正以每年二千六百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造成国土沙漠化的最大因素是掠夺式的耕作和对森林植被的乱砍滥伐。
国土沙漠化使空气中沙尘量增加，导致频繁的沙尘暴灾害。今年截至五月下旬，全国已出现沙尘暴十八次，其中强暴三次，普通暴十次，扬沙五次，总日数高达四十一天。
水环境严重恶化
中国不但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承认，中国七大水系三分之一不能达到使用功能，接近一半的城市河段污染严重。长江三峡大坝库区、黄河小浪底库区及其上游、松花江、丰满水库上游等河流严重污染。中国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坦承，广东水源污染严重，揭阳等地河水，连洗脚都不行。
江河断流，湖泊消失
黄河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八年的二十六年中，有二十年发生断流，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严重。一九九五年断流一百二十二天，一九九六年断流一百三十六天，一九九七年断流二百二十六天，一九九八年断流一百二十二天。海河变成季节性河流。
南方湖泊面积减少百分之五十，江汉湖群因围垦消失湖泊九百八十三个，目前仅存湖泊八十三个。根据美国卫星观察显示，中国华北地区已有数千个湖泊消失。
水资源严重浪费
农业用水浪费。目前中国农业灌溉年用水量达四千亿立方米，占全国总用水量的百分之七十。世界上大部份国家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已达○·七──○·八。中国仅达○·四，用水量是国外的两倍。
工业用水浪费。目前中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一百○三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十至二十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为百分之四十，而发达国家为百分之七十五──八十五。
生活用水浪费。中国城市生活用水的五分之一是由于水管网的跑、冒、滴、漏以及种种浪费而白白流掉。
矿产资源破坏
中国煤炭、金属等各种矿产的胡乱开采，导致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矿井崩坍、爆炸、水淹等灾难事故不断发生。矿工收入低微，生命安(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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