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界来说，胡锦涛始终是个谜。其实，岂止是对外界，即使是对那些工作在他身边的人来说，他也未必不是个谜。
十月下旬，胡锦涛开始了他出国访问的行程。但是，也许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堪称是胡锦涛从政生涯中在西方媒体上最重要的一次亮相，对解开他本身这个谜并无多少帮助。胡锦涛不会为这次出访而放弃他一贯低调行事的风格，他知道这次出访与他的前途有关，但不会决定他的前途。因为他肯定不会忘记提携他担任他一生中第一个最重要的职务──共青团全国书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正是在1980年那次得到西方媒体大为肯定的欧洲之行后，被党的元老确定不能再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而元老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据之一就是胡耀邦在欧洲的言论。
讲话念稿子，而且念稿子的声音语调没有起伏、面部表情没有变化，没有稿子的时候绝不多说一句话；无论在什么场合，你所见到的胡锦涛与你看见的他那不苟言笑的标准照片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大体上就是人们对胡锦涛的印象。北京有人在私底下把胡锦涛称作是“朗读能力最好的学生”。也许是听到了这一反映，近来，胡锦涛在讲话时也偶尔不用稿子。但是，这种讲话与照稿子念也实在没有什么两样，于是，他马上就得到了另外一个评价：“背诵能力最好的学生。”
当然，几乎所有人──不论是他潜在的政治对手、他的拥护者还是旁观的人──都宁愿相信他给人的这种印象其实只是他的一个并不聪明但却迫不得以、因此也能得到人们理解或谅解的伪装。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伪装，为什么宁可被人们视为循规蹈矩的“学生”也不愿剥掉自己的伪装？
与西方政治体制下的候选人竭尽全力地让人们了解自己的主张、政见或一切相关观点不同，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已经在官场上升到了相当高的位置却还伪装自己，那么他一定是图谋更高的位置。由此，人们正是从胡锦涛那些遮挡自己、防止人们了解自己真正抱负的方式上，知道了胡锦涛那并不平凡的企图──尽管这种企图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人们不得而知。所以，那些了解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是如何走向可悲下场的人们，也许都可以理解胡锦涛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伪装。但是，他们中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即使加上这种伪装，胡锦涛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其进行这种伪装时的初衷。在中共现行体制下，伪装自己是一个官员上升到更高位置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份条件；伪装自己可能不会成为导致仕途逆转的理由，但暴露自己却肯定会给政治对手留下足以致命的破绽。
江泽民的两次试探
其实，伪装的面目是相对真实的面目而言的。可是，胡锦涛却从未在人们面前展露其真实面目。如此，人们为什么肯定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伪装自己呢？原因在于，人们清楚，在中共的过滤机制中，一个过于张扬的人肯定不会走到其仕途的终点，但是，一个只会读稿子的人即使到达了其仕途的终点，也注定不会坐暖他的位置。也许正是基于此，江泽民从未置疑过胡锦涛的执政能力，倒是不断地分配给胡锦涛一些“额外任务”以尽可能地使胡锦涛暴露其真实的一面。
前年，一名北大学生给江泽民写信，抱怨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演讲中背离了党路线，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泽民把这件本不应由胡锦涛负责的事交给胡锦涛去处理。此前，按说做党务工作的胡锦涛早应该表明其意识形态立场，可是，除了迫于形势的集体表态外，胡锦涛还从未以处理个人负责的事务的方式在敏感的意识形态方面显现其偏左或偏右的倾向性。胡锦涛对江交办的信件迅速作出了批示。从报纸编者按摘录其批示的片语中，人们仿佛回到了叁十年前的“文革”语境。但是，处理的方式可谓明确而有限：发表文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文章批判的虽然是一种倾向或思潮，但涉及到对人的处理方面，则仅限于演讲者本人。事后，那个自由派演讲者被开除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但从胡锦涛的批示中却不能明确地导致出这一结果，相反，胡锦涛倒是事先就已确定了批判文章的数量：5篇，并且只限在一张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
今年，在中共宣传机器大力宣传江泽民的“叁个代表”理论时，马列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利用其掌握的杂志向江泽民发难。江泽民又把这一问题交由胡锦涛去处理。胡锦涛指示主管部门责令这两家杂志停刊整顿──并未解散但实际上很难再次出刊，并向全国重申不准发表任何与江泽民“叁个代表”理论相违背的文章。这也是向全国表明，这两家杂志之所以被停刊整顿，并不是因为它们一贯的左派立场，而是因为它们时下发表的文章与江泽民理论相违背。关于此事的所有处理也就止于此，有关此事的种种猜测和议论也很快止息。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而言，胡锦涛这种旨在迅速平息事态的处理方法至少不能算作失败。但是，令江泽民担心的可能正是这种貌似公允、不偏不倚的处理方法。当然，胡锦涛未必不清楚江泽民担心的是什么。不过，胡锦涛这样做，也自有其道理。
的确，即使按中共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人也不能由党内的任何人来指定，并在有权选举党的领导人的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被确定下来。因此，只要中共“十六大”的选举秀没有开演，胡锦涛就不能绝对保证自己会成为党的领导人。因为江泽民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党章的规定来取消胡锦涛的“王储”地位。胡锦涛地位的脆弱性正在于此。然而，既然胡锦涛的“接班”地位并非完全出自其能力与业绩，而是出自党内元老的指定和其年龄的优势，那么，这就说明中共党内通行的那些为中共上层所认可的不成文规则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党章这种成文的规则。并且，如果江泽民敢于废止这些不成文的规则，而认真执行成文的党章，那么，他就要冒否定自己当选总书记的合法性、同时也断了日后可以垂帘听政可能性的风险，因为这种可能性同样为成文的党章所不允。这也正是胡锦涛如此作为──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所依据的规则。
人们想解开胡锦涛这个谜，不外乎是想知道他在未来可能的举措，以增加对未来中国走向的可预测性。其实，在不能完全解开这个谜的条件下，我们也可以对他未来的举措进行大概的判断。可以说，如果中共的体制不变，而胡锦涛又如愿以偿地坐稳了他要坐的位置的话，那么，胡锦涛不会比江泽民做更多的事情──不论是社会结构方面的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当然，他也不会在限制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方面有所作为。因为如果他以那种方式坐稳了他的位置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就会成为他以及中共汲取合法性的唯一源泉。
与曾庆红的竞争
预测胡锦涛能做什么，必须考虑到中共现行体制的巨大牵制作用──如果胡锦涛还想做些什么的话。在这个体制面前，胡耀邦、赵紫阳都碰得头破血流，败下阵来。况且，中共早已过了对改革的幻想期，胡锦涛从所有共产党前任那里──不论是中国的还是中国以外的，不论是改革的还是反对改革的──得到的几乎都是负面的遗产。他知道，即使他有勇气开始江泽民所回避的更为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他也绝无可能看到改革成功的曙光，而他的下场则不用多想，他以前的同事胡耀邦、赵紫阳，和中共所称的“共产主义的敌人”戈尔巴乔夫都给他树立了路标。
由此，唯一可能促使胡锦涛有所作为的因素就是他与曾庆红的竞争。由于这种竞争，他们要亮出他们的各种主张以争取支持。只有争取不到支持的后果与开启改革所要承担的后果大体相当时，胡锦涛才有可能孤注一掷启动中国的全面改革。从中共现行体制对胡锦涛的限制来看，他在与曾庆红的竞争中并不占有优势。曾庆红在帮助江泽民搭建执政班子时，有一定的人事取舍权，这就为日后搭建自己的班子打下了基础。而胡锦涛虽贵为“王储”，但这种地位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并不能提前行动去搭建自己的班子，招徕各方人才。近几年，胡锦涛虽不失时机地提拔了大批共青团系统的干部，但离单独执政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以这些人马，还不足以提出系统的执政纲领和目标。
胡锦涛当然知道自己在此一方面的缺欠，并且也在利用现有条件来努力弥补。胡锦涛现在兼任的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这一职位，为胡锦涛接触中高级别的各方面干部提供了条件。例如，一些军中高阶少壮军官正是通过在党校学习的机会，与军委副主席胡锦涛接上了关系。虽然胡锦涛现在军委中的职务还只是个摆设，没有人敢越过江泽民去服从对军委工作还插不上手的胡锦涛，但是，那些为数不少的在党校学习过的少壮军官却尊称胡锦涛为“校长”，并以建立与胡锦涛的私人关系为荣耀。
不过，曾庆红的优势也正是其劣势所在。曾庆红固然可以利用现有的位置来为自己日后的仕途铺路，可是，由于他与江泽民过从甚密，所以，对江泽民执政的负面结果，曾庆红也难逃干系。由此，胡锦涛在此方面的劣势也正是其优势所在，他的伪装，他与江泽民关系的不远不近，他对江泽民指示的不卑不亢、不温不火，都使他保持住了独立形像，为日后自己执政打下了基础。
或问，江泽民为什么要把曾庆红放在胡锦涛身边，以使二者形成竞争态势？江泽民执政的十几年间，中国的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主要是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时期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所形成的滞后效应，和邓小平92年南巡推动改革后的持续效应。最近一两年来，这种效应的潜力逐渐被释放殆尽，而改革不彻底所遗留的问题以及结构性改革所形成的新问题都一一暴露出来。如果这种危险的趋势不被制止的话，那么，在江泽民退出中共党的总书记位置后的一两年内，问题将会积累到高峰。那时，必须有人要对此负责。如果是时胡锦涛能够坐稳位置，那么，责任的归属自然不会成为大的问题。然而，如果曾庆红在其侧，谁来为此负责就很难说……也许，胡锦涛会因此责任而成为一个短命的总书记。
如果胡锦涛看到这个前景，那么，他还会甘于在这个体制下伪装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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