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命的共识： 从九一一恐怖事件说开去

像以往的几个重大事件一样，我们又一次看到国人态度之截然对立，甚至情感爱憎也是如此地殊异。但此次的最大不同是分歧的完全公开化，不像以往的主流意见掩盖了少数人的异议。如今持不同态度的人互相攻讦，很难调和。学术界正在争论的几派也与此挂上了钩：完全同情者属于自由派，幸灾乐祸的大多为民族主义者或新左派，持中立态度的可归于新儒家的传统文化派。这种挂钩有些牵强，但也能够联系上一些人的态度。当然，关于这种联系的判断不是全称判断，因而不适合于所有的人。

感谢互联网时代带给我们这多快而真实的讯息。由此而引发出一层思考：除了官方发言人所表示的态度以外，中国人难道就找不到在重大事件上的共同点了吗？今后我们将遇到的重大事件一定不会少，诸如政治取向、国际关系、国家统一与少数民族和亚文化团体的自主性，等等，如果也出现如此殊异的分歧，那将何以寻求共识？难道也会每次都像今天这样互相攻讦甚至谩骂，莫衷一是？看来我们必须寻找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或如笛卡尔那样的“我思故我在”的理论起点，由此而成为全民共识的基础。这个起点应该是对生命的共识。无论物质的成果多么强大，人的物欲多么强烈，在政治、社会取向和基本生活态度上的分歧如何重大，也无论人们在基本信仰和生活方式上的误解和差异多么迥异，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珍惜生命的价值。全部人类生活的目的是为了生命的延续，你的，我的，他的，各种肤色的，各个种族的。而且人的地位、阶级、教育、经济状况、旨趣爱好可以千差万别，唯有在生命的价值这一点上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贵谁贱的区别。

由此而推论，滥杀无辜者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侵犯，因而都应当受到谴责和制止。一切暴力都不是无条件的善，国家暴力和公共暴力只有在防止或制止伤害无辜的暴力时才是正当的，而且其收益应该超出其代价。否则，无论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值得怀疑的。基于此，我首先强烈谴责制造此次恐怖事件的所有策划者、制造者、参与者和支持者，因为他们是实际上的懦夫，以暴力对待那些并未伤害自己的平民（主要是商人），因而犯下了反人类罪。就以这种愚蠢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言，我同样也同情那些飞机上自杀的恐怖分子，他们也是被欺骗的可怜的受害者。因此我坚决支持无情地打击在幕后出钱指挥、自己躲在防空洞里的主谋。我同情那些被无辜剥夺生命或受伤的所有人士及其家属，无论他或她是中国人、海外华人、犹太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阿拉伯人，我都为他们的不幸去世而深表痛惜。就像我痛悼王伟和三位驻南领事中殉职的的记者一样。另一方面，北约空军轰炸下死去的平民值得同情，但在此之前被米氏下令暑杀的成批的阿族人难道就不值得同情了吗？我始终看不出厚此薄比有多少依据。而一切天灾人祸下受害的人们，包括南丹的矿工，郑州的录像厅大火下的冤魂，都激起我们的怜悯之心。

当然，有人推论说，因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才导致恐怖主义者的报复。且不说美国的的对外政策是否全部都是恶或出于利己的动机，即便是如此，也不能为恐怖行为找到任何宽宥的理由。好比邻里两个大男人打架，其中一人因为打不过对手，便在夜里杀了他三岁的儿子。
这个世界生活在误解和仇恨当中太久了，阶级斗争理论和仇恨教育使人性论成了无用和软弱的代名词。我们甚至忘记了生活于世的全部目的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以致在对无辜生命简单地表示同情之前还要推论一下“值不值得”。聂荣臻元帅曾经在抗日战场上派人把敌方小女孩送回去，其道理也很简单：孩子是无辜的。许多人在仇恨中生活惯了，以致习惯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简单的逻辑。

为美国人的灾难而弹冠相庆。可是今天的美国并不应该是我们的敌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美国与中国发生着日益密切的关系，而且美国的灾难间接的也就是中国的灾难。

国家危机方显出一国的道德素养。美国世贸大楼被撞后数万人秩序井然地从楼梯内辙退，主动让出通道给老弱病残和冒着生命危险向上冲的消防队员，而纽约消防队的正副局长均冲在最前线光荣殉职。这反映出人们的道德基本水平，足以让不少国家的人们汗颜。

道德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缺乏同情心、充满仇恨的人们不可能道德高尚。普遍仇恨和犬儒主义心态下的人们不可能赢得世人的尊敬。对于今天幸灾乐祸的人们，我并不感到惊诧，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资讯就是那么片面，全然不了解许多事情的真相。今天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不知道米洛舍维奇曾经屠杀过数十万阿族人，对于国际法庭对其的审判感到莫名其妙。既然连此基本的前提都不了解，他们又怎能不把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当作是师出无名的强盗行径呢？而建立在虚假信息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可怕的，正如那些恐怖分子以为自己在从事着崇高的圣战，为主义牺牲是无上光荣的一样。

同情无辜、回归人性才能避免人间悲剧。简单地责怪一些青年学生的幸灾乐祸和犬儒心态是不够的。为人师表的我们自己又做得怎样？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在教科书上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激起了我们的无比愤慨，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有几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知道文化大革命中令人发指的暴行？无辜遇害者的数字谁能说得清楚？说到张志新、遇罗克，许多人一副茫然的表情。这可就是三十年前影响了每个家庭的暴行！今天几乎从历史记录中全部抹掉了，看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吧！我们的健忘决不亚于日本人。不是还有一些人在为文化大革命叫好，眷恋充当红卫兵的黄金岁月吗？鲁迅曾经因为国人看外国人砍中国人头的麻木而坚决弃医从文，文化
大革命中类似的麻木不知道要大过多少倍，可是今天这样的麻木难道就绝迹了吗？

许多人不仅对纽约各国人的遇害幸灾乐祸，而且对身边的穷人、下岗工人、残疾人毫无同情心，甚至专门抢劫车祸和天灾中的受害者毫无同情心。面对这些人们，谁能保证类似文化革命这样的悲剧不会重演？看来，仅仅简单的愤慨和指责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我们的整个宣传方针和文化教育态度上的根本转变。每一位教师、记者、作家、学者、官员都有义务向人们普及人道主义，培养国民的同情心，珍爱生命，保护无辜。不仅要建立国耻纪念碑，还要建文革博物馆，并且原原本本地把这场悲剧及其他重大的历史事实写入教科书，勿忘反人类的历史暴行。媒体有责任把国内外一切真实情况告诉人们，不得隐瞒重大事件，这是对人民负责，也是杜绝产生民族狂热分子的土壤。

我们热爱人生，珍惜生命的价值。有了这一基本点，自由、平等和民主才能推导出来。本来，如果无需珍惜每个生命的价值，也就没有必要坚持人际平等和政治民主，专制主义就是天经地义的。一切社会政策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战争是解决这一基本点的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因而其导致的生命损失必须以避免更大的生命损失为前提。任何战争也必须遵守基本的道义基础，超限战的理论是恐怖主义的理论，应当受到谴责。有了珍惜生命的共识，才能避免各种仇恨和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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