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5年5月。一天，我在工作单位省警察学校接到邻居黄大姊的电话，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的工人朋友赵师傅，莫名其妙地一夜未归。刚接到通知，赵师傅人在看守所，让家人送换洗衣服。黄大姊还没去看守所，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是，让我找人通融、通融放出来。接过电话，我便请假回家。虽说同在南京，回家也得半天时间，我急赶到家，已是一身臭汗。
大姊已从看守所回来。她告诉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冤枉啊，好人做不得哦，狗日的瞎胡来哦……”
原来，上一天赵师傅出厂，经过派出所时，警察喝住与赵师傅同行的一对姑娘小伙子，说他们骑自行车带人，让进去交罚款。姑娘小伙子辩称没骑车带人。警察对姑娘说，看到你在拐弯下车的，还赖。姑娘说是试试胎气足不足的，不信问这师傅。站在一旁的赵师傅便答话说：出厂门就一齐走，他们确实没骑车带人。警察便阴笑一声：你能作证是不是？那好，一起进来吧。赵师傅仨便若无其事地跟着警察进到所里。谁知3人坐到长条凳上，警察便再也不理他们了。3人都有事，耐不住久等，便四处找那警察。其他警察回说：他有事去了，让你们想好再说。结果是几句争吵，赵师傅被推搡到另一间屋子，反锁起来。不给吃不给喝，赵师傅被关了一夜，还挨了拳脚；第2天一早便被以“妨碍警察执行公务”为由转到了看守所。
赵师傅是文革初著名的南师附中的高材生，初中毕业后下乡，从苏北油田调来妻子厂里学汽车修理才几个月就出师。他，聪明不用说，人品更是一流。单位、家庭、邻里，无人不夸他笃实、热心。听了大姊的介绍，我当即驶车去了分局，找我的一位刚毕业的学生。我的学生让我代替黄大姊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并答应直接找分管副局长反映。到底是师生关系，我还知道了局长们的家庭住址。一位副局长恰好就住在同一厂区。离开分局一个多小时，我就接到学生电话说“已作反映，请等待。”
我和黄大姊都没法坐等，中午便去了住厂生活区的田副局长家。田副局长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他听完后坦率表示：“晚了，昨天为什么不告诉我？”事后我了解到，田副局长也是从这个派出所提拔上去的。
关了半个月出来，赵师傅成了彻底沈默的人，对我代拟的上告书，只说谢谢，余更不置一词。接下来是：当月工资他被扣处罚金，隔月工资普调，他被取消资格……一直在读的电大他也中止了。赵师傅变得懒了，脾气暴了，回到家再也不干活儿了。从前烟酒不沾的他，抽起烟、喝起酒来了，动不动就摔东西。先是打儿子，后来是打黄大姊。一次，我去劝架。醉如烂泥的赵师傅哭成了泪人，不时来一句：“我难受啊。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被打过啊！……”他打黄大姊，黄大姊从不还手。邻居们说，以前赵师傅骂都没骂过黄大姊一声……
家搬到现在的单位已经10多年了。1989年以后，我再也没有与赵师傅见过面。听说他还喜欢上了“国玩”。麻将让他归于安静。黄大姊从不在他前面提“赌”字。
麻将真是个好东西。它让我想到“百忍家声，久居世泽”，是多么的好。只是赵师傅儿子小屁股上曾经印着的指印，一直烙在我的记忆里……
（2001年8月1日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一隅，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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