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秀与戏子中国(1) ──从大陆传媒作秀谈起

2001-07-28 00:29 作者:(北京)刘晓波 最近，《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举“千年世界最富五十人”的名单，其中有六个中国人，两个马上英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以武力征服汉王朝的蒙古族，在当时显然不算中国人，而是“夷狄”，他们的财富主要以在欧亚大陆侵占的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土地为准，据聚敛财富的手段是“掠夺”；剩下四个中国人，一个是清代乾隆朝大贪官和坤，两个大“官倒”清末民初的伍秉鉴和民国时期的宋子文。这几人的财富已经是极不干净的了，而最令我惊奇的是明代大太监刘谨居然榜上有名，聚敛财富的方法是“渎贪”。好奇人使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计算出他的财富上限折合成美元是一百五十三亿，中限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即便按照下限也有四十亿美元，那就让我们相信这个下限吧。

我一直倾向于把古代中国称为“太监中国”，大概会引起大的争议，因为炎黄子孙们读过的课本上，只有正人君子，就算有过太监，按人口比例也是极少数，何况自从中国变成红色之后，肉体上的太监已然绝迹了。但是，肉体上的太监之绝迹，并不能证明太监的精神遗传完全根绝。事实上，“精神太监化”一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之一，中共执政后的五十年尤其兴盛，被迫的精神阉割和自愿的灵魂自阉相结合，把“太监中国”推向了后现代传媒的泛滥之中。

在中国古代后期的明清两朝，大多数太监都不是朝廷强迫的，而是自愿以“自阉”的决绝方式非要做奴才不可，因为这种自虐可以换来高级奴隶的地位，甚至其中的幸运者可以达到位及人臣的高位。这种太监化中国的在小康时代的主要标志，我称为戏子化的中国。这个词大概不会有太多异议，因为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传媒的普及，上至总书记下至祖国花朵，都充份利用了这一后现代提供的方便，作秀的功课人人门儿清且大都勤奋。而就这种作秀对人之精神的虐待和腐蚀而言，无异于“灵魂自阉”。在此意义上，如果把毛泽东时代比作硬性的“精神蚕室”，那么邓江时代的中国就可以称之为软性“精神蚕室”，我觉得一点也不过份。总书记的作秀功夫海内外皆知，那些影视主持人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是全国人民的典范，眼泪、笑容、沉痛、正经……说来就来，赵忠祥、倪萍、周涛挤出来的各种笑，多亲切多自然；“焦点访谈”的几位主持人的道德判官的表情，足以让人相信他们都是铁面包公的远房侄孙。就是他们光临“婚恋秀”节目，也照样不苟言笑，一脸对白头到老的真爱的沉思、感动和向往。比如，大牌主持人白岩松作为湖南卫视周末专栏“玫瑰之约”的醒目嘉宾，为参加此节目的年轻人恋人们上了一课，他讲了最让他感动的一幕，就是在他采访一对文化名人之时，相依为命的两位老人相互对望时的眼神。他说：“那一瞬间的眼神，让我理解了爱情的真义。”（大意如此）白岩松属于大陆电视台中的龙头老大的名牌主持人，且是最严肃、最受欢迎的栏目的出镜率极高的主持人，尚且要来地方台做这种酷哥酷妹的娱乐秀，看来，作秀和当官或挣钱一样，会上瘾的。

当然，在老毛的时代，中国人也作秀，比如尼克松访华之前，为了反帝的需要，云南的一个女人，到处做报告，控诉在抗战期间给予中国以巨大帮助的美军陈纳德的飞虎队队员曾强暴了她，她在叙述被强暴的恶梦时，讲到关键处就会当场气昏在讲台上。但是后来，在不同地点听过她作报告的人们，才知道这是一种演练了无数次的表演，因为她每到一个单位，都是如此昏倒。在当时的中国，这类“控诉秀”和“活学活用秀”遍地开花且长盛不衰。只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刻意表演的高觉悟，更没有目光绿莹莹地盯着钞票的功利心，而是不自觉地就怀揣着一片忠心，老毛挥手就前进；毫无心理障碍地党叫干啥就干啥，让咋表演就咋表演。而且，那时的作秀，品种单一、方式单一、风格单一，献花的红领巾、握枪的雷锋、忆苦思甜的老贫农、满身臭味的老工人、高举红灯的李铁梅，舞姿刚健的洪常青、包括敬爱的周总理挥舞受伤的手臂指挥大家唱歌，扎着白羊肚手巾出席党代会的陈永贵，用一只手撑着剧痛的肝在盐碱地上迎风而立的模范县委书记……所有的表演加在一起，也只有“政治秀”一种。而最大的戏子非老毛莫属，最大的政治秀就是各类庆典的主席台上的表演，他常爱在其他领导人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打破常规突然出现，一下把聚光灯吸引到自己身上，使他的战友们在措手不及的窘境中，既在政治上被一下置于尴尬之地又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特别是他导演并自任主角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城楼，多气派的舞台；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多壮观的剧场。老毛只用极为简单的挥手动作，在城楼上从东到西，停停走走，间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一声“人民万岁”，就会产生类似神奇大师发功的无边效力，使偌大的广场如醉如痴，让亿万人心肺颠倒。

如今不同了，小康时代总要有点后现代的样子，国门一开，先是各种“秀文本”接踵而来，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模仿得手忙脚乱；接着就是创造性的本土化发展，不但“政治秀”被创造性地加以丰富的娱乐包装，小品化的舞台、屏幕和电影，使大众在笑出眼泪和哭出愉悦的过程中就被阉割了灵魂，而且又新开拓出更为花样翻新的“商业秀”的广阔天地，使任何资源哪怕是垃圾也能为高赢利服务。决不能小看商业，钱的魅力会让人神魂颠倒，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花样，专门把文化垃圾制作成畅销的商品，赚取大把的钞票。

特别是在人们曾经被清教徒式的高调理想狠蒙了一回，落得吃不饱穿不暖、只靠咬牙切齿地喊口号过活之后，一旦见到钱就特别狠，特别冷血。比如，顾城这个被社会捧为纯真诗人的杀人犯，过着贾平凹笔下的那种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当那一妻一妾因忍无可忍而逃离之时，他就开始了血腥的屠戮。他刚杀完人又自杀后，国内的各媒体把他作成了真正诗人的“殉情秀”，那把滴血的斧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英儿》一书的版权拍卖及各方争夺被炒的沸沸扬扬，更有渊博的学人还找来国内外历史上著名文人的许多自杀案例，来论证顾城之死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意义。但是，很少有人为倒在他斧头之下的谢烨说句公道话。顾城的爹顾工也为了金钱加入诗人秀的集体大合唱，除了夸儿子、痛儿子，借儿子之死炒自己，和别人争夺顾城遗作的版权外，对他的儿媳、对谢烨的父母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刘湛秋这朵昨日黄花也跟着起哄，耐不住寂寞地想老树开出新枝绿叶，发文披露往日的风流，详述他与英儿之间的暧昧恋情。一般而言，像他这样的昔日名流，往往对这类婚外情避之犹恐不及，他却具有反潮流精神，主动以自己的三角关系介入这次作秀，实在也算是一大勇猛无比的奇观。只有诗人芒克还有起码的良心，出面替谢烨说了句公道话。

顾城先是被我们这个残忍的社会宠坏的，他从一开始就戴着假面具，直到杀人才本性毕露。小时家庭宠着他，写了几首诗后社会宠着他，结婚后女人们宠着他，出国后老外宠着他，杀人后，父亲、朋友、社会还宠着他，生生把一个诗人宠成杀人犯还要继续宠。在名利的驱赶下，整个社会都在炒诗人之死，大作残忍之秀了，太无耻了。中国人在指责某人残忍时常说“禽兽不如”，我要说中国人的残忍远甚过禽兽，在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类相残达到过人与人之间的残烈、阴险、恶毒的程度。如果猫狗猪们也会说话，会用语言相互指责，它们一定会指着那只残忍的猪说：你连人都不如。因为动物们起码无能力把一个杀人犯炒作成充满诗意的“殉情秀”。

笔者实在无力一一论及百花齐放的各类秀，在此只就“孩子秀”和“犯罪秀”略加分析。--待续

2001年5月20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北京之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