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海龜」是怎麼被整得服服貼貼的？(組圖)
1957年，中共把許多海外歸來的知識份子打成「右派」批鬥迫害。（網絡圖片）
毛澤東從山大王出身，由鄉村小學教師入社會，年輕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臨時工，未受到學者教授們的青睞，心戚戚焉。後來在井崗山，又被共產國際派的洋領導李德與留過法的周恩來奪過權，就是從蘇聯歸來的瞿秋白與王明這種非草莽出身受過正規文化訓練者，也曾看不起他，就更留下心靈創傷。當一朝執掌權柄後，他長期的自卑心理與自傲性格矛盾痛苦下，終於獲得一次報復性的反彈，也會像阿Q那樣得意地唱起：手執鋼鞭將你打了。在黨內，他把出過洋喝過海水的受共產國際影響和領導的，視為對他的剋星，為壓那些海歸派，他用各種詭計與策略，掃清政敵，甚至周恩來這種人也收拾得服服貼貼。
1957年，他在反右運動中又開始消滅黨外民主黨派中的左派知識份子，高層為首的，被他冠以右派的多為海歸派，如章伯鈞留學德國學哲學的，羅隆基與儲安平從英國學政治學的，且樹為右派的樣板與典型，1949年以前，這些著名知識份子皆是親共的左派，他像慈禧似的反洋仇洋，把這些洋書生也進行一次坑儒式的打擊了。豈非從1840年後，中國向東洋與西洋文化開放與學習後一次文化大倒退嗎？
羅隆基曾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務，反右運動開始後被打倒，有中國第二號「右派」之稱，。(網絡圖片)
反右運動，既是矛頭對準知識份子，更是對準與洋文化有聯繫的留學知識份子，他們以無知的農民眼光判斷，如鄉下窮人把大城市的人都想像成富人一樣，把從英美留學歸來的知識份子，都看成英美派回國的特務來警惕與防範。
同我一樣打成右派的朱國幹告訴我，他在1954年以前便派他到重慶獅子灘水電站建設工地去臥底，專門監視一位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水電專家，防備他搞破壞。對留洋的技術知識份子也疑心重重，在以後，我們還見到留美學水利的黃萬里教授被打成右派，那麼國外歸來的人文知識份子，更是反右運動打擊的重點。
就我在四川所見所聞，不必去查詢或採訪，只要撳一下我腦袋這部電腦的鍵盤，也會顯出一大堆和一長串人名來。不能因為他們作古，被歲月淹沒，就讓造成此罪惡悲劇的責任者隨意抹去，被人遺忘，使悲劇重演。
北京在1957年，當然是海外歸來學者與知識份子最多的城市，反右中製造了一個六教授事件，不過是相聚說說話，便由眼線匯報，構成了《人民日報》發表那篇由毛澤東撰的社論指斥為「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誣陷。他們是費孝通、錢偉長、曾招倫、潘光旦等，無一不是從英國美國獲得文化與科學學術的世界一流學者。
就是在成都重慶的大學，也有類似的針對留洋教授布的右網，四川大學副校長謝文炳，不僅留學英美著名大學，1930年代即是翻譯家與作家，被劃入右派，就斷了他文化學術生涯。四川大學農學院長劉伯量留英歸來，早期即任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1956年隨川大農學院獨立出去遷雅安任院長時，學生與教師認為遷雅安不利於教學與科研，出現請願，就被誣為秀才造反的小匈牙利事件。由此，有的學生被判反革命或右派去勞改勞教，劉伯量也成了右派，我在峨邊勞教營遇見他兒子劉盛亞，也是右派。他在19歲留學德國，當時納粹黨正上臺，目睹其專制與滅猶的殘暴，他曾以記實散文16篇第一個揭露法西斯的中國作家，抗日初期抱著拯救國難回國，在四川大學與內遷樂山的武漢大學任教授，因1951年發表一部小說引起爭議為由，更因他所在的重慶文聯領導認為自己來自延安，雖然只初中文化，喝過延水，就是無產階級，劉盛亞歸自德國，有教授資歷，喝過海水，就是資產階級，打成右派後勞教，餓死於1960年的峨邊勞教營，屍骨難尋。1980年在成都省文聯開追悼會時，放的骨灰盒也是空的，只放了他生前筆耕的一支筆。成都的華西大學乃五大教會合辦，因為有這洋歷史背景，凡是洋教授，在1950年韓戰時，都驅逐乾淨；就是親共支援過中共地下黨的費爾樸與雲從龍也不例外，任過校長的張凌高，竟在鎮壓反革命中槍斃，留學美國教授生物化學的藍天鶴與張玉玨夫婦也打成右派，必須低三下四夾著尾巴做人苟全性命。
在這些文盲與半文盲當權者眼裡，他們用毛澤東的話「知識越多越反動」作依據，有知識的知識份子就反動了，多一種洋知識者，豈不反動透頂嗎？
我在勞教營發現既有這種海外學成歸來的洋教授，除劉盛亞這種抗日時歸來的，還有1949年中共攫鼎後從美英趕回來參加建設的，如西南師範學院的董時光，他學教育學卻不允許他從事自已專業的教授，還在職稱方面壓他，鳴放時提了些意見與建議，打成右派送進勞教營，死於修內昆鐵路的勞役中。
這種人物的不幸，豈只四川才存在嗎？令我奇怪的是留學海外者歸來生疑，海外華僑子女送回國來學習的也不放心，在勞教營，我就遇上不只一個，也是右派的年輕書生，名唐桂生，從印度尼西亞歸國讀北京外語學院的高材生，印尼總統蘇加諾訪華時，一度召他去做臨時翻譯，外交部很滿意，也遭反右之災，在修路時抬石條上跳板，力乏跌下跳板被石條壓死。另一位鄭榮宗出身印尼，還是學航運的，也在勞教營，雖活著回到福建永安，卻萎頹不振了。我還發現被長期囚在勞教營達20年的兩位海歸派，名陶在廉與劉文蔚，他倆在抗日時期投筆從戎報效國家，陶被送入英國學海軍，劉被送入美國學海軍，都曾是大學生，1949年後，陶從事農牧業，劉服務醫界，竟都成了假想敵的右派，陶已死於心臟病，劉在多倫多從醫已20餘年，歸來時告我，這20年在加拿大仍經常做勞教營的惡夢。如納粹的殘暴至今還在猶太人的心裡，這赤色恐怖也至今還在中國知識份子記憶，怎麼抹得掉，那是鮮血與生命換來的記憶呵!
毛澤東顯然用心是消滅有知識的智民，尤其是有社會與人文知識的公民，要把他們壓服為他這君主腳下的臣民。其間又重點打擊從海外留學歸來的知識份子，所為何也？因為這種接受五四新文化去海外尋求復興中華的知識份子，他們所受到的自由民主意識影響，認為是他這獨裁暴君的天敵，權力沖昏了他的頭腦，想以詭計奪得政權，又想以暴力清除異類，清除到文化革命，政治經濟瀕於崩潰，他已無力再拉歷史倒退，如果還活著，見比他強大的斯大林經營的獨裁也無法阻止崩潰和解體，也會感傷「無可奈何花落去」吧。那麼，繼承他這梟雄與魔王權力的後繼者，欲步其後塵，無論野心與陰謀，威望與閱歷，皆難望其項背，像拿破崙演的是悲劇，想效法的拿破崙第三，重複時卻是喜劇了。世界這民主潮流，落後的非洲都在迎接，亞洲這第一個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國，還能創出什麼新型的專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