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代的抗爭者：「白紙」一代眼中的「六四」(圖)

肖雅洁参与洛杉矶白纸运动声援集会的情形。（肖雅洁提供給自由亞洲電台）

【看中國2023年6月8日訊】今年的「六四」紀念活動與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這些所謂「白紙世代」的年輕人如何看待當年的六四事件？這場發生在他們出生前的慘案對他們又意味著什麼？

季新是一名二十歲出頭的上海青年，去年來到了美國留學。自從白紙運動爆發以來，曾經經歷過上海封城的他，一直在網上積極加入各種政治討論群組，與年輕的抗爭者們交流思想，也在今年參加了一場線上的悼念六四活動。他告訴記者，他是在八歲那年第一次聽說六四的：「那年我在玩公園輪滑，休息的時候隱約聽到大人聊天，他們說很多年前北京街道上有一群人在遊行，軍隊就用槍掃、坦克壓人。」

大人們的討論，引發了當時年幼的他的好奇。他走上前去，試圖問那些大人們更多問題。他描述那時的情形說：「我就提問，問他們這到底是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大人發現我這個陌生小孩也湊過來聽，他們有點慌慌張張的，叫我自己一邊玩去。」

這段經歷讓他從那時起，就對這件大人們躲閃著不願意說的事情感到非常奇怪。這之後，為什麼會發生這件大人不願意說的事，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就成了他想弄清楚的東西。就在幾年以後，他有了機會，而這來自他父親的一次「疏忽」。季新說，有一天：「我發現我爸的電腦開著，在他桌面上發現了一個叫『六四屠殺』的文件夾。我點開來看，看到了很多六四照片，比如學生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抗議的照片，比如北京街道上坦克履帶碾過鮮血的照片，以及天安門前人山人海遊行的照片。」

很快，他的父親就知道了這件事。而父親的恐慌，則令他印象深刻。他回憶道：「他很慌張讓我什麼都不要說。過幾年我又學會了翻牆，第一天我就把三小時的《天安門》記錄片看完了。那是2016、17年左右，我才對六四事件有完全的瞭解。」

季新所提到的記錄片，就是那部由卡瑪執導，在1995年上映的《天安門》。在這之後，他感到自己應該把關於那段課本上不存在的歷史告訴更多同學。按照年輕人中慣用的詞語，他成了一名「反賊」。他說道：「所以那個時候我經常給我的同學科普，講六四是怎麼來的，以及六四發生以後具體發生了什麼事，也給他們聽歌，比如《自由花》，把照片、影像給他們看。那時候，我還把維基百科上六四、劉曉波（的內容）列印出來，分發給他們。」

他也表示，他發現他的同學們幾乎都不知道六四是怎麼回事，並在聽了他的介紹後，感到那些在六四屠殺中遇難的學生很可憐。

00後肖雅潔：白紙運動對八九的傳承和超越

出生在2000年的肖雅潔，在小學時隨父母從大陸移民到了香港。她告訴記者，2010年，也就是她剛去香港的第一年，就接觸到了與六四有關的活動：「當時香港的政治方向還是很自由的，每個學校都會舉辦六四的紀念活動。我在香港上學的那幾年，每一年我們學校都會有自發性的活動，大家一起去禮堂悼念學生。無論我在小學還是初中的時候，我們都會有燭光晚會。」

她說，在那時候，她對六四還沒有很深的思考。而真正讓她感受到衝擊的，是在2016年發生的事。那一年，她已經前往英國留學了，而她的父母則在香港維園參加了六四燭光悼念活動，並遇到了否認六四屠殺歷史的大陸遊客。她表示：「這些事情我父母跟我講的，我覺得大陸人受的矇騙太多了，這使我對六四有很深的印象。」

在2019年的暑假，那時已經來到美國繼續學業的她，回到香港參加了反送中遊行，而這也是她第一次真正地投身抗爭運動。她表示，當時在香港的街頭，她曾經吸入催淚彈，也曾見到親當局的白衣人從樓上向示威者高空拋物。目前，正在美國洛杉磯工作的她，也在當地參加著白紙運動的聲援活動。

肖雅潔告訴記者，在她眼中八九民主運動和白紙運動有著傳承關係：「白紙運動更像是六四大學生的傳承。因為雖然可能發起白紙運動的人，不是所有人都瞭解六四的過往，但是其實我們骨子裡是渴望自由的、渴望民主的。」

她也把這兩場運動進行了對比，認為發生在信息時代的白紙運動能使更多人覺醒，並說道：「白紙運動是封城導致的，反映中共沒有辦法用更強硬的手段做出讓我們捂嘴的事情了。這是一場更勝於六四的民主運動，因為在當時這麼高壓的情況下，還有一群勇敢的人站出來。」

南加州大學學生王涵：從鄧小平到習近平 中共沒有任何變化

在今年26歲、深度參與了白紙運動的南加州大學學生王涵的心目中，六四屠殺和近年中國當局進行的「動態清零」、封城政策一樣，都是一種需要所有人共同反抗的極權暴政。他說：「就是我之前一直和很多人講的，我覺得在面對極權暴政的時候，所有人都應該站在一起。」

王涵表示，在江澤民、胡錦濤的時代，那時非常年少的他對中國的看法和現在有所不同：「江胡時代，我也是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但是當時我很天真地覺得這個國家會變好。有點像臺灣，大家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終讓民進黨執政，我覺得我能看到那樣的希望。」

他說，儘管他在小學的時候就知道六四，但對他更為決定性的衝擊則是之後發生的事：「2018年習近平修改憲法對我是非常震撼的事情，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更激勵了我，之後就是武漢肺炎的事情，一件一件。」

這之後，他不再認為中國能以臺灣那種方式「變好」了。他認為，與臺灣民主化之前的國民黨相比：「共產黨對中國基層社會組織的摧毀更加嚴重，極權程度更高。所以我覺得不可能通過正常改良訴求去改變暴政，只能通過更堅定的抗爭去改變暴政。」

此外，他也因此對中共近三十多年來的歷史有了新的認識。他用了一個比喻來形容他對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看法：「和兄弟打架一樣，比如說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競爭，再競爭都是『自家兄弟』。中共政權也是這樣。」

他進一步闡釋他的觀點說：「我不認為中共的政權有任何的變化，從頭到尾。習近平、鄧小平理念再不同，也是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都是極權體制，極權意識是深深根植在他們潛意識裡、根植在他們觀念當中的，我不覺得有任何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