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悲情詩人在非常時期的非常婚姻(組圖)
圖為批鬥右派份子的會場。（網絡圖片）
1967年，四川省勞動教養築路支隊調到宜賓修築宜珙（宜賓市至珙縣）鐵路。我們「101」右派中隊，住在珙縣巡場金沙灣修建包耳山隧道。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種造反派隊伍像雨後春筍般遍佈神州大地。
我們隊門外的公路上，就有鐵路工人戰鬥隊，與芙蓉煤礦紅色兵團的「造反派」日夜打鬥。不管那派的武鬥戰士，只要有一個武鬥戰士喊聲消滅右派份子，保衛黨中央，衝進門來，我們將無一倖免，慘遭毒打死於非命。右派被打死了，誰敢說打得不對？正當危急之時，幸好公安部出了個公告：不准衝擊勞改勞教專政場所；勞改勞教人員，不准參加文化大革命。隊部立即在住地四周設置了警界線，立了木牌，上書：專政場所，禁止衝擊，保護了我們的這群人的一條條賤命。同時由於武鬥加劇，交通中斷，無法運來建築材料，我們只好停工學習。每天除早晚請罪讀讀報紙外，便無所事事，大家可以自由活動，當然不准超越警界線。
閒下來時，右派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亂世茫茫，苦海無邊，此生此世，何以終結？
這些1957年20多歲的小青年，大多過了而立之年，最可憐的是還沒結過婚的右派們，眼看年歲已大，頭上還戴著一頂人見人怕的右派帽子。這些右派和他們家中親人都十分著急。為了達到結婚目的走完這個人生過程，只有「飢不擇食，窮不擇妻」了，所以這種應急婚姻，對女方的要求條件很低。在親友的大力撮合下，一時之間結成了不少「孽緣」：原為大學教授的魯祖興，與合江農村文盲的麻面寡婦結了婚；曾是詩人作家的于笳與農村的文盲配成了對；還有大學生的謝正材與一個痴呆老姑娘成了婚。也算是「苦海中撈根稻草，逼迫下委曲求全」，其中的辛酸，非外人所能解矣！
1967年的中秋節，我們幾個平時相好的難友王致中、于笳、王季洪、王志傑等，在住地後面的小溪邊賞月飲酒閒聊。王志傑忽有所感地說：「諸君對目前隊內出現的畸形姻緣就沒有看法嗎？嚴格地說，簡直是侮辱斯文啊！我王志傑也沒結婚，要結也要選個才貌相當的方可，決不能落人笑話。」我說：「誰不知道老弟是自貢三大才子之一的大詩人呀，又長得一表人才，自然要選一個才貌雙全的淑女才能相配，但你別忘了，目前我們的處境是摘帽右派，回家遙遙無期，窮困潦倒不名一文的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管教幹事李禹伯每晚上訓話都要咬牙切齒地說：『右派是鐵案如山，我們要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試問，有那個淑女，敢與你這個永世不得翻身的罪人談情說愛呢？除非她是瘋子。」王志傑聽後不以為然地說：「管兄此言差矣，自古以來，情之所至，金石為開，故有王寳釧守寒窯，劉翠屏與呂蒙正，梁山伯與祝英臺之美傳，難道就不可能有今日王某之良緣嗎？請諸君拭目以待吧！」
我們大家都以為他是酒後狂言，誰也沒有放在心上。臨近新年時，王志傑收到電報，令其速回家完婚。他向隊部請准了假，便趕回成都去了。當時，我們始信他中秋夜所說之話，並非狂言，確已良緣早定，為之欣然。過了黃曆正月初六，我們隊又恢復了改造思想的學習生活。午飯後，王志傑帶著他的新娘，春風滿面地回來了。起眼一看，這新娘確是貌美動人，白嫩的皮膚，高而窈宨的身材，長長的秀髮配上一張瓜子臉和一雙大大的眼睛，雖然神情有點呆滯，也算是美人坯子了。聽說還是高中畢業生，全隊右派都為他能娶到這樣一個才貌雙全的妻子而高興。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就連平時對我們如狼似虎的管教幹事李禹伯，接待時都顯得十分客氣。還派人清掃了一間保管室作為他們的新房。一般右派家屬是絕難享此殊榮的。
夜晚，我們幾位老朋友，準備了一些酒菜，慶賀他倆的新婚之喜。（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夜晚，我們幾位老朋友，準備了一些酒菜，加上他們帶回的糖果糕點，擺了一桌。慶賀他倆的新婚之喜。經介紹，新娘叫王美珍，成都人，卻原是王志傑妹夫的妹妹，他們算是親上加親了。初時，大家還是高興的交杯遞盞十分快樂，三杯之後王美珍忽然沉下臉來，不准丈夫再喝了。我說：「今天是難得的好日子，你就讓他多喝兩杯吧。」她竟把酒瓶從我手上搶了過去拋到地上打得粉碎，還大聲吼道：「不准喝就是不准喝，該陪我睡覺了。」
這種粗暴的逐客令，從一個才貌雙全的新娘口中吐出來，使我們大吃一驚無以應答。王志傑很不好意思地強裝笑臉，向大家道歉地說：「美珍甚麼都好，就是經常衝動，請大家不要計較多多原諒，歡迎大家以後再來喝酒。」看得出來，他已經難堪極了。我們只好懷著掃興和疑慮的心情，走出了他們的住處。不幸的是從第二天起，關於這對新婚夫婦的緋聞便不時的在隊裡傳開了。住在他們隔壁的木工易子文，繪聲繪色地向大家說：「他們夫婦不知唱的那齣戲，時而歡笑不斷，時而打打鬧鬧，弄得我一夜不得安寧。」打早飯時，我看見王志傑臉上確有好幾處傷痕，便悄悄地問他：「怎麼，和她打架了？」他說：「一言難盡，以後告訴你吧。」便匆匆地拿著菜飯走了。
王志傑必須時刻守候在她身邊，只要離開了她，便會引起她的不滿，四處呼叫尋找。她岀門時，或只穿內衣，蓬頭垢面，或收拾打扮，穿著入時，全憑她隨心所欲。弄得右派們，時而驚嘆，時而惋惜，議論紛紛。
我們右派勞教隊，有一個規定，就是每晚臨睡前的訓話，以體現無產階級專政對階級敵人的權威，訓話時間的長短和內容，全憑代表政府的獄吏心情決定。這天晚上，指導員岳毅先作了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報告。然後由李管教點了十名反改造分子的名字，被叫之人，在隊部門口低著頭站了一排，進行批鬥。第一個是羅正倫，還有肖光耀，王致中等，點到最後三名，丁華岑，許道成，李再泉時，氣氛忽然緊張起來，劉管教、王分隊長和一個武警，各提了一付麻繩，站在他三人背後，將他們打翻在地，實施人道的專政手段，兩手反縛，將繩結往上提緊時，三人同時發出一聲慘叫，撕心裂肺，耳不忍聞。李禹伯訓斥說：「有少數右派份子，想趁文化大革命之機，翻案復辟，反攻倒算，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污蔑文化大革命，告訴你們，右派是鐵案如山，我們要把你們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二字尚未出口，忽聽王美珍大吼一聲：「要文鬥，不准武鬥！」還大聲說道：「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不是革命派。」王志傑怕她再說出甚麼難聽的話來，忙上前勸阻。誰知那王美珍一把抓住他，拖起就走。還說：「我們不參加，跟我回家睡覺。」會場一時大亂，岳隊長只好宣布散會。那三名被綁者，分別送進小監，繼續進行專政措施。一會兒，傳出來求救命的呼聲。在這慘無人道的暴政時代，誰能救，誰敢救啊！折磨夠後的第二天早上，三個人都送到沙河支隊集訓隊去接受更殘酷的刑訊去了。過後，知情人悄悄告訴我：丁華岑是見到劉隊長與女民工通姦，四處亂說；許道成是看見小王幹事與民工賭錢，李再泉是罵岳隊長太凶殘，以後他婆娘生個娃兒都沒屁眼，有人打了小報告。毒打他們，都是為了洩私憤，施壓報復。
以維持專政機關正常改造秩序為由，劉瑞生管教代表隊部，正式通知王志傑，立刻把他的神經病妻子送走。誰知半個鐘頭後，王美珍手中拿著撕成碎片，作為路費的人民幣走進隊部辦公室，扔在劉管教面前說：「要走一起走，不然，我就長住在這兒了，哈、哈、哈、哈，這裡比家中好玩，好玩……」劉管教只好叫王志傑來把她帶走，答應他們研究解決。然後他走出辦公室來，對那些圍觀的右派們說：「右派份子結婚，無非就是『五子登科』；麻子、跛子、傻子、瞎子、瘋婆子和寡母子。嘿，嘿。」這兩聲滅絕人性的冷笑，激起了我們無比憤恨和痛苦的回憶與反思。記得半年前，我們隊的右派康紀銳與本地的貧農姑娘相愛，就是被他們千方百計破壞，殘酷無情地批鬥，逼得雙雙自殺，含恨九泉。難道他們能容許右派有一個完美的婚姻嗎？而你劉瑞生是有妻之夫，卻偷偷和女民工通姦，被右派丁華岑偶然發現，竟遭你多次毒打，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將其雙耳打殘。難道你又有絲毫人性可言嗎？真是無恥之尤。
那天晚上，出於惋惜和關心，我找王志傑談心說：「你是個聰明人，怎麼辦起糊塗事來了，這婚姻大事，非同兒戲，難道你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是不能結婚的嗎？」他痛苦地說：「都怪我輕信妹妹之言，急於求成，鑄此大錯，我當自食其果，夫復何言。」原來這王美珍高中時，曾與一同學相戀，後因那同學考上大學，去北大讀書，她沒考上，於是戀愛告吹，導致神精失常。初期並不嚴重，父母愛女心切，認為結婚之後，可望好轉。其父名王濟川，乃祖傳中醫，頗有名氣，收入甚豐。王母提出這個婚事後，他主動應承，婚後每月倒貼生活費七百元。王志傑看到寄來的姑娘玉照，非常高興，表示同意，便很快成就了這段姻緣。
王志傑悔恨地對我說：「在成都初結婚時，她並沒有出現精神不正常現象，還溫柔可愛，夫妻生活，非常和諧，全家人也相當高興。都怪我不該帶她回隊來，面對我被專政的殘酷現實，她罵我是壞蛋，騙取了她的青春，要和我鬥爭到底。所以病情越來越重，變成了無法收拾的地步。」經隊部特殊批准，給了王志傑半月假期，把王美珍送回了成都。結束了勞教隊裡的一場婚姻鬧劇。1968年，王志傑的岳父的孫子，不幸死於車禍，老人氣極，心肌梗阻，與世長辭。王美珍全靠哥嫂為生。1868年12月，美珍生下一子，自己無能力哺乳，只好請乳娘養育。王氏一家老小，全靠哥嫂薪金養活。經濟上處於窮困無助的地步。
1972年，宜珙鐵路完工通車。我國在文化大革命的折騰下，正是大話謊話滿天飛，豪言壯語難充飢，紅寳書當不了人民幣，國民經濟大危機的時代。哪還有錢來修鐵路呢？省公安廳決定撤銷「415」勞動教養築路支隊。我們「101」右派隊，調到永川新勝勞改茶場。為了減少負擔，開始了大量清放工作。隊部考慮到王志傑的特殊情況，於1972年10月，首批將他摘帽清放回家。
那時的政策，清放的勞教人員，仍屬人民群眾監督改造的專政對象，只能做些粗重的臨時工，還要經常向公安派出所回報思想改造情況。他拉架車、抬石頭、挖水溝、挑大糞、送煤球，甚麼活都幹。每天累得筋疲力盡，還要回家給妻兒做飯洗衣服。停活就要停口，他終年不敢休息一天，盡心盡力，在貧困中掙扎著生活下去。
1979年，我們「101」右派隊倖存下來的難友們，都「改正」回單位工作，聽說王志傑安置在省文聯的《星星詩刋》做編輯，我去成都時，特登門拜訪。進門後，一見之下，他顯得非常緊張，用手關上另一間房門說：「正在睡覺，千萬不要驚動她。」去給我泡茶時，卻沒有茶葉。我早聽說他生活困難，但沒料到會到了如此地步。便邀請他到外面去吃午飯。走到紅星中路87號他們宿舍樓門口時，正好碰上他十一歲的兒子王蔥，王志傑為我介紹，叫他喊管伯伯。他望了我一眼，根本沒有理睬，只是伸手向他要錢。他在衣包裡拿了幾張角票，也不和他多說，便和我走了，在就近的紅星路口，找了一家餐廳，三杯過後，他忽然悲傷地說：「當初不聽老兄之言，錯走一步，悔恨終身。她在我們勞教隊受刺激太深，回來後病情加重，一直把我當成壞人。我除了在外拚命勞累，掙錢維持三人生活外，還要不時地承受她的打罵，家，對我來說，也就是枷啊，從來不知家庭溫馨是何滋味，不知那天難負重荷之時，默默地倒下，了此殘生。」我只好勸他說：「事已至此，只能面對現實，光悔恨是無濟於事的，樂觀些吧，別損傷了崇高純潔的詩人靈魂啊！」我再也說不岀更多安慰他的話來。
那次相會後，我提前病退，下海從商。東奔西跑，冗務纏身，便沒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了。2001年，我從廣州回來，接到同隊舊友打來電話說：「王志傑死了，享年66歲，死後沒有一個親人到場，生前清貧孤寂，死後默默無聞。」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與他其事過的右派詩人張先痴寫的文章《詩人王志傑死於孤寂清貧》，才知道分手後他的遭遇。原來他兒子成人後，也遺傳了母親的精神病，更不幸的是他兒子也勉強結了婚，媳婦還為他家生了個雙胞胎。後來離了婚，媳婦走了，丟下兩個半歲孫兒，只能請人哺養。王美珍病情加重，他只得承擔昂貴的費用，把她送進精神病院治療。一家五口，憑他的微薄工資是萬難維持下去的。便通宵寫稿，四處兼課，燃盡了小小的血肉之軀，在貧困、孤獨、絕望中步入了死亡。聽說他住院臨死前，想吃蘋果，託護士去買時，還要可憐地交代說：「只買兩個小點的，因為我沒有錢。」自貢的李君告訴我：「王志傑這一生太悲慘了，他曾託人帶信給我，想喝家鄉的青茶，請我到成都開會時，給他帶一點去，誰知我把茶送去時，他已經孤獨地離開了人世。沒設靈堂，沒有悼詞，更沒有親人們的哭聲。一個悲情的詩人，就這樣默默無聞地化作一縷青煙，消失在無情的時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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