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專家吳晗是如何自取滅亡的？(圖)

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十餘年前，拙文《吳晗——不止是個人的悲哀》在網上流傳。仔細想來，關於吳晗，還有許多值得談的話題。作為一位明史專家，吳晗從上世記40年代起，開始偏離學者生活規跡，轉而熱衷於政治，1948年起，死心塌地抱定宗旨緊跟中共，不料文革初突遭滅頂之災。箇中原因，多數人認為，由於吳晗是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而1959年彭德懷在盧山會議上交的「萬言書」，正是海瑞在嘉慶皇帝面前冒死進諫的再現。於是毛澤東為了進一步把彭德懷搞臭，就需要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先期拿下，藉以充當文革開刀祭旗的第一人。

上述說法雖非空穴來風，然而縱觀毛與吳晗之間的過從，可發現此前毛早已對吳心存芥蒂。只不過毛對此不願明言，吳自己也未能明察，世人也就無法窺見其中玄機。在我看，毛、吳二人對明太祖朱元璋評價的分岐，已潛藏吳晗悲劇命運的伏筆。

中國人對古代帝王讚頌的一個專用詞，是「雄才大略」。毛對古代雄才大略的皇帝格外關注。毛自視甚高，在《沁園春∙雪》中，他對古代最具霸氣的帝王，毫不含糊地表露出不屑一顧的口氣。他對秦皇漢武的評價是「略輸文采」，對唐宗宋祖的評價是「稍遜風騷」，對成吉思汗的評價是「只識彎弓射大鵰」。毛真正服膺的帝王是誰？是漢初劉邦與明初朱元璋，原因有二：其一，劉、朱俱是打江山的開國皇帝；其二，劉、朱又都是出生社會底層的農民家庭，靠自己的「雄才大略」、踏著無數屍體奪得江山的開國皇帝。也正因上述緣故，農村低層出生的毛，對劉、朱的「雄才大略」，有一種天然的認同感與親切感。不過毛總是欲蓋彌彰，他披著一層馬列主義的外衣，內心的真實傾向絕不顯露。文革中毛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口氣上就是學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霸」。毛尤其欣賞朱元璋那種殺人如麻、下手絕情、絕不左顧右盼的「雄才大略」。

偏偏吳晗正是研究明史的專家，暝暝之中彷彿早有定數，也似乎應了那句老話：不是冤家不碰頭。吳與毛的交往，要從吳的一本書談起。1944年，艱難的抗日戰爭已近尾聲，在西南聯大執教不久的吳晗應朋友約稿，寫成《從僧缽到皇權》一書，全書寫的是朱元璋從打天下到坐天下的經歷。吳晗寫此書的初衷，首先是為了影射、攻擊蔣介石，顯示自己對民國政府的強烈不滿，同時也是為了得到一筆不菲的稿費，以幫助全家及母親、妹妹解決生活之窘迫。

《從僧缽到皇權》的第四章，標題為「恐怖政治」，行文中歷數朱元璋一手製造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文字獄以及設置錦衣衛以威懾官員與百姓等惡行。1946年西南聯大自動解體，吳隨清華師生回北平。次年，為彌補《從僧缽到皇權》在寫作時資料的匱乏，吳對原作進行改寫，改寫後的書名易為《朱元璋傳》。1948年8月《朱元璋傳》定稿。同年11月，吳晗應中共中央之召，帶著書稿赴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參與新政協召開，並被毛澤東召見。交談中吳將書稿呈毛。

毛細看了書稿，在此後的會面中，指出書中關於彭和尚的不同看法。不過，毛在附給吳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問題，卻是毛真正在乎的地方：

……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究竟什麼是毛指陳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吳晗其實沒有弄明白，當然也無法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書稿作修改。書稿在1949年4月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同年吳晗榮任北京市副市長。

共產政權建立後不久，吳晗作為明史學者與副市長的雙重身份，成為為數不多的、可以經常出入毛書房的顯耀人物。這對吳是一種無上的殊榮，而對毛而言，既可顯示帝王禮賢下士的大度，又可藉機從吳這裡得到歷史知識的補充。吳決定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朱元璋傳》作進一步修改。修改後的書稿先油印100餘本，以廣泛聽取意見，當然首先是毛的意見。這一次，毛對《朱元璋傳》的看法更具體、更明確。毛給吳的信中直接指出：《朱元璋傳》的主要問題，是「對朱元璋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不夠全面」。在與吳的交談中，毛更清晰地告聽吳晗：朱元璋是農民革命的領袖，應該肯定，應該寫得好些，不能寫得那麼壞。所謂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原來就是要看朱元璋的農民革命如何解放生產力的發展，如何推動歷史進步，而不能過於關注朱元璋殺人多的恐怖政治。

毛看問題，的確比他身旁一同打江山的英雄們更「高明」。作為命運與朱元璋相似的農民領袖，毛意識到，只有充分肯定朱元璋，他自己在後人的評價中才有可能加分；否定朱元璋，毛作為20世記的農民領袖，將來在史書上地位有害無益。這個道理吳晗看不到，因為在吳的認知裡，毛是作為「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出現的。

由吳晗出面宣傳朱元璋作為「農民革命領袖」，以及在「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的豐功偉績，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因為吳是著名明史專家，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上，比一般人更擁有話語權，也更有說服力。另一方面，吳晗具有願意美化、稱頌朱元璋的可能，這源自他的雙重人格已然形成——吳晗既是學者，又是政客。

關於學者與政客的區別，經濟學家張維迎講得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張維迎指出：學者言論雖有可能出錯，但學者只講自己認為正確的話，而政客只講一部分人愛聽的話。吳晗是否具有學者與政客的雙重人格？應當從他的話語與行動中觀察。上世記40年代初，吳晗進西南聯大任教，易杜強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洲出版社2012版）一書中，對吳有客觀的描述：

吳晗專攻明史，刻意影射現實。在他看來，明朝末年，帝國統治集團腐敗無能，官吏貪樁枉法，太監肆意妄為，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愛國人士和反叛的農民，這一切與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極其相似。……吳晗借古諷今的做法，並不侷限於明史，當他怒斥漢代「外戚干政」時，只有最愚蠢的傻瓜才聽不出這尖銳的諷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蔣介石本人的。

顯然，吳晗在西南聯大課堂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抨擊民國政府以獲取一部分人的讚賞。此時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民族存亡時期，將歷史課變成國內政治鬥爭的宣講所，而非賴以學術建樹來立足，實在不足取。有人從某一政治集團的利益出發，將吳晗包裝成既是學者又是「民主鬥士」。在我看，吳晗究竟是「民主鬥士」還是政客？不難辨別。

1953—1954年，吳晗在以天安門為中心建立北京新的行政中心的問題上，與保護古代建築文化遺產的梁思成、林徽因發生衝突。吳在此問題上竟鬼迷心竅，著了魔似地站在共產政權一邊，力倡大面積拆除古建築，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強烈，由此也不知不覺地流露出他作為政客的一面。1957年毛澤東發動整風反右運動，給了吳晗又一次表現機會。在批判「章羅聯盟」的會議上，吳扮演了反右鬥爭的急先鋒。吳晗在批判會上的發言，殺氣騰騰、鋒芒畢露，那種必欲置章伯鈞、羅隆基於死地而後快的冷漠，那種落石下井、趕盡殺絕的絕情，令在坐知識份子無不毛骨悚然。毛欽點的六大右派中，前三位影響最大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已被吳晗一網打盡。在毛的反右鬥爭中，吳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所謂「民主鬥士」與「政客」之間，「學者」與「奴才」之間，吳晗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的問題，是否已一目瞭然？

然而，對待自己的著作《朱元璋傳》，吳晗作為學者的一面尚未完全泯滅。吳既要努力使自己的方法符合毛的「歷史唯物主義」，同時又不願一筆抹掉歷史的真實。如果把朱元璋的暴力統治，諸如胡、藍案、文字獄、錦衣衛等史實掩蓋起來，把殺人如麻、觸目驚心的恐怖鐵腕掩蓋起來，那麼他筆下的朱元璋也就失去真實性，這是作為學者的吳晗所不願看到的。尤其是對朱元璋的剛愎自用的個性，以及一不做二不休的殘忍品質的披露，對屬下懷疑猜忌防範的陰暗心理的揭示，更是毛澤東的大忌。毛只能藉助「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這一套似是而非的說詞，旁敲側擊地暗示吳晗：必須把朱元璋「寫得好些」。

要知道，1949年新政權建立之前，抨擊朱元璋是明顯影射介公，自然獲得一部分人喝采；1949年後繼續抨擊這位靠「農民革命」坐江山的朱皇帝，必將惱怒一個人，此人正是毛澤東。在毛的身上，明顯閃爍著朱皇帝的影子，無論是胡、藍案，文字獄或錦衣衛，都足以充分說明這一點。只不過類似的血腥屠殺與鎮壓，在毛這裡已貼上「階級鬥爭」的標籤。可惜吳晗對毛的心理缺乏起碼的認識，更不懂「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與歷史的真實之間的衝突，是如此不可調和。吳晗未來的命運也由此注定。吳晗雖步步緊跟共產政權，但作為學者，他無法篡改歷史，也無法將朱元璋「寫得更好些」。這使吳晗在《朱元璋傳》的修改中，下筆顯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貴族地主對人民的非法剝削，對皇朝賦役的隱蔽侵佔；淮西集團對非淮人的排擠、打擊；軍事貴族可能發生叛變的威脅；相權和君權的矛盾，這些內部矛盾的因素隨著國家機器的加強而日益發展，最後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他（朱元璋）用流血手段進行了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制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王朝的統治。

最終定稿的《朱元璋傳》中，無奈的吳晗給朱皇帝給出的結論是：「朱元璋有許多功績，也有許多缺點。就他的功績和缺點比較起來看，還是功大於過的。他對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的前進起了推動作用，是應該肯定的歷史人物。在歷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個比較突出、卓越的人物。」這就是吳晗對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努力遵循的結果。然而全書在字裡行間流露的卻是：對朱元璋的肯定和讚揚，僅是抽象的、空洞的；而對朱元璋恐怖統治所作的揭示，卻是具體的、真實的。

《朱元璋傳》的最終修改本，於1965年2月定稿，並再度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新版《朱元璋傳》在學術上一文不值，只能是一堆七拼八湊的垃圾。此時毛澤東的貼身打手江青正奔忙於京滬兩地之間，與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暗中籌劃《評新編歷史劇》的撰寫。江青此舉，正出於毛的授意，這一點在今天看，已成無爭議的史實。最終定稿的《朱元璋傳》，無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客觀上對吳晗已無任何意義，因為此時一根絞索已悄悄套在吳晗的脖子上。這根絞索何時收緊，僅僅是時間的問題。

文革後不久，吳晗成為最早享受官方恢復名譽的人物，甚至在清華園建造了晗亭以資紀念。這似乎是對吳晗屈死陰魂的一種撫慰。依我所見，其中原因並非在於吳晗屬文革初即慘遭開刀祭旗的第一人，倒是恰恰表明CCP對「吳晗」們的需求是永久的。在我看，人們最終將發現，這個晗亭其實是對吳晗悲劇人生的一種嘲弄。吳晗的悲劇提醒人們，學者必須在人格上保持獨立，一旦放棄人格的獨立，或許正是自取滅亡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