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男童夭折事件何以引發眾怒？(圖)

蘭州居民與警察對峙（圖片來源：視頻截圖/網路）

【看中國2022年11月6日訊】蘭州七里河一名三歲男童與11月1日夭折，警方確認了此事，並認定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因。孩子父親並不滿足於藍底白字的通告，開設了「為兒子討公道」的社交媒體賬號，要發出自己對事件的聲音；一個自媒體主理人採訪了他，理清了全部的時間線。

這條悲哀的時間線照亮了當日12時至14時之間的悲劇進程，也捉緊了關注者的心悸。那總也打不通的120熱線，拉長了默片一樣的兩個小時。時間線上時而響起父親無助的哀求，並不見得總有回應，時間線最終停止在距小區僅9分鐘車程的醫院，如拉直的心電圖。

孩子的父親之所以覺得欠缺公道，是因為他堅持若要追溯兒子的死亡事件，起始時間點應該從12點後他發現險情算起，必須包括他無法打通120的時間，也不可避免地涵蓋他求助小區防疫人員遭拒的經歷，而不該從警方通報「接群眾求助警情的13時43分」算起。

警方通報簡述了處警情況，可以理解地無法實現孩子父親及外界要求的全面調查功能。警方通報與當事人、社會公眾的期待有落差，並且這個「落差」勢必演變為共同的擔憂——擔憂它成為男童夭折事件的官定版本，進而成為其他人推諉責任的「擋箭牌」。

這些被推定要為男童之死負上責任的「其他人」，包括120急救人員，尤其是冷對求援的社區卡口人員。無論是男童父親、出面幫手的鄰居，還是外圍關注者，都認為一氧化碳中毒固然是事實，但若介入救治及時，男童不致於夭折，輿論與憤恨正是糾結於此。

這名男童的夭折，不可避免地寫進疫情三年的民間記憶，與諸多類似的死亡事件一起，在疫情歷史的主流敘事之外，留下斑駁痕跡。這些記憶與痕跡，成為引發眾怒的原因之一。可若要考究起來，群情激憤的背後成因，可能不限於死亡，更與生存息息相關。

七里河男童的死完全可以剝離其個人特徵，而與類似處境中的其他死者一道，抽象地提煉問題意識，聚焦到具體漏洞。例如，疫政輪作三年，針對老弱病殘的急救之需，從未有成熟預案被吸收到統一的防疫作業模式中，這種致命的短板像傷口一樣暴露著。

這就是眾怒的第一層原因，負有保民安民之責的公務人員與一般民眾在急救生命的問題上，世上少有地不能同步思考，無法共享焦慮。防疫人員要求包括男童父親在內的居民令行禁止，可他們卻拒絕響應人命關天的應急徵召，這種單方的無度索求令人厭惡。

那有人會問，上海有過類似案例，西安有過類似案例，為何輪到蘭州，人們為什麼還能一樣地怒氣沖沖？要回答眾怒的保鮮度問題，還得將視線從現在、普遍共情的實際焦慮上移開，望向未來與前景——在這兩個詞語所象徵的預期管理中找尋更多原因。

這就是眾怒的深層原因，人們無法展開個人的、家庭的、公司的合理預期——不是人們或社會有多麼野心勃勃，而是連基本的計畫都不能鋪陳——人們在預期管理上陷入了虛無狀態。這種挫敗感數年如一日地折磨著人，關注者在男童夭折上看到了與終止有關的相同喻義。

第一層眾怒是指向一個社會本來最不可能匱乏的公共關懷，無論如何都不能將最弱者當作代價；第二層眾怒是內觀，回到私人的命運感，卻也發現無所立足。因此，眾怒的底色是大眾普遍的失望，它是沮喪之心的共鳴，難道連如此顯著的共鳴都聽不到看不見嗎？

婦孺的死難與不幸最能激起社會情緒的震動，所謂惻隱之心，所謂不能忍，這是人獸得以區別的道德倫理。而蘭州男童之死更扯動了瀰漫在人們內心深處的憂憤——這種憂憤歷經三年沉澱，本以為會扭曲國民性，可死亡事件卻讓人們彼此喚醒。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