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負罪潛逃」香港記(圖)

倪匡（圖片來源： 視頻截圖 港台《鏗鏘說》）

倪匡祖籍浙江鎮海，1935年5月30日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母均為早年國家下大氣力培養起來的精通俄語的高才生。但這並不能說明什麼，事實上，倪匡從小就不喜歡漢字之外的文字，更多地繼承了父母對語言的敏感和凝練表達。

除家境尚好外，小時候的倪匡並沒有表現出過人的天賦。不過，因為沾了父母會說外國話的光，倪匡甚得學校老師的喜愛，常常被破格分入好的班級中。但即便這樣，他的學習成績也從未進過上游，有時候甚至還需要抄旁邊同學的試卷，才能勉強混個及格分。不過小時候的倪匡有個嗜好——喜歡看書。開始看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演義》、《聊齋誌異》、《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名著，後來看英、法、德以及蘇聯的翻譯小說，再往後看起了美國的冷門小說。初時，倪匡對書中人物和故事不得甚解，但「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慢慢地，數個國家百十部經典著作中的異域風情和各類人物，令他眼界大開。多年後，倪匡寫出名堂時，他這樣感慨：「人腦和電腦一樣，都是要先輸入很多材料才會運作。」事實上，少年時的博覽群書，讓倪匡大大受益，為日後的創作找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十六歲半時，倪匡「撞」上了一個改變他人生的機會——之所以說「撞」，是因為有種「歪打正著」的意味。那一年，倪匡剛讀高中，每天耳聞目睹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運動，心中那股不安分的火苗也慢慢地燒了起來，從此不再好好讀書，而是整天幻想著抓捕不法份子報效國家。有一天，他在街頭閒逛，路過一座橋時，看見石柱上貼著一張佈告，原來是「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正在招生。

他掂量下自己，雖然沒滿十八歲，好歹也是中學程度，況且還讀過好多小說，能夠勝任和不法份子面對面較量的差事。於是填表報名、檢查身體、文化考試，一路過關斬將，最後如願被錄取。但進去之後倪匡才發現，「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只是一所政治思想訓練學校，訓練三個月後直接送進部隊去協助地方政府搞社會主義建設，壓根就和搜查與抓捕不法份子不沾邊。

倪匡心裏失望至極，但也只好「既來之，則安之」了。畢業後，倪匡隨軍轉戰皖蘇等地，參加治理淮河和建設農場；到了1956年，又遠赴內蒙古墾荒屯田。內蒙古天遠地偏，人煙稀少，環境惡劣，但倪匡沒有叫苦喊累，每天幹勁十足。或許是「天高皇帝遠」的緣故，部隊裡的部分幹部子弟橫行霸道，他們搶奪飯食，還逼迫他人「出讓勞動成果」，加之部隊動不動就召開思想匯報會和自我檢討會，讓年輕氣盛的倪匡感到極度不滿，因而常常牢騷滿腹，有時候還不計後果地跟上級發生激烈的爭執，結果很快就成了批鬥的對象，天天被拉出去遊行示眾。

更加殘酷的是，在漫天飛雪的冬天，倪匡每天都要面對飢餓和寒冷的侵襲。有一陣子，因風雪太大阻斷了道路，運送煤塊的大車遲遲沒能到來，眼看著自己和另外幾名戰友就要被凍死，倪匡就跑出去把小河上的木橋橋板拆下來生火取暖，不想卻因「破壞交通」（這在當時是反革命的大罪）被隔離審查。聽說要判刑十年，倪匡慌了，偷了一匹馬連夜逃了出來，咬牙扒上一列火車來到了大連，而後混上一艘客輪繼續南逃，一路上靠吃老鼠、螞蟻、棉花和垃圾桶裡的剩飯充飢，最終於1957年7月偷渡到了香港。就這樣，一個原本根紅苗正的合法公民，從此成了「負罪潛逃的案犯」。

站在香港街頭，倪匡舉目無親。為了生存，他進入一家染廠做雜工，但收入甚少，一天只有兩塊半工錢，就這還得讓工頭抽去一部分。為了增加收入，倪匡開始動腦筋。在看到報紙上刊登的那些小說後，他自信自己也寫得出來，而且能寫得更好，遂動起了投稿的心思來。

有人說，一個作家最初的創作，多半跟他曾經或者正在經歷的人生際遇有著很大的關聯，這話用在倪匡身上最合適不過了。夜裡，倪匡趴在地鋪上開始構思小說《活埋》。當時二十二歲的他，不知天高地厚地涉足土改題材，講述了土改時一個地主婆抱著自己的孫子被活埋的故事。場景雖小，但類似「土埋過胸口時，奶奶拍著孫子說，一會就好了，不悶了」之類的語言，卻讓人讀來甚感壓抑和難過，絕對想不到這樣的文字竟然出自一個年輕人之手。作品在《工商日報》發表後，好評如潮，就連倪匡自己都沒有想到，這篇花了一個下午寫出來的小說，竟然賺得了九十元的稿費，比一個月的工資還高！這讓他欣喜不已——原來在香港是可以靠寫稿來養活自己的。很快，倪匡又寫出了散文《石縫中》和以蒙古草原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呼倫池的微波》，投給《真報》和《新聞天地》後，不但拿到了豐厚的稿費，還在香港市民之間掀起了一股討論大陸文化的熱潮。從此，倪匡不再做雜工，專心寫起稿來。

誰能想到，一次為生活所迫的不得已轉行，卻令倪匡峰迴路轉，從此走上了創作之路，並很快就在香港站穩了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