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過新冠 康復後的她被學校辭退了(圖)
幼兒園老師（圖片來源：TPG/Getty Images ）
【看中國2022年6月19日訊】5月23日晚上8點，余文（化名）在教師宿舍裡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電話那頭是公司的同事，他開口問了一個問題：「你是不是曾經得過新冠？」
余文的確得過新冠，而且是兩次。她在烏克蘭一所大學的歷史系讀研，今年過年期間確診了新冠。受2月末開始的俄烏衝突影響，她尚未完成學業就回了國，落地後在隔離期間被通知復陽了。
那是一段兵荒馬亂、不堪回首的日子。在她的自媒體號「我是小妖怪」上，她發了多條視頻記錄當時的崩潰心情。
所幸康覆沒花多長時間。結束隔離後的余文以為，自己等到了撥雲見日的時候。她找到工作，去了河北某縣城的一所重點高中教俄語。但5月23日晚上的那一通電話，顛覆了她剛剛開始的正常生活。
她被辭退了。校方要求她在一小時內收拾行李搬出學校。
「你得過新冠？」
年初，余文和新冠纏鬥了一個多月。
第一次確診是在烏克蘭，過年的那幾天。余文說自己那一段時間一直堅持戴口罩，確診新冠的前幾天也都沒有出門。「還擱家貼春聯，歡歡喜喜的，沒想到自己這個‘普通的感冒’是新冠。」
2月24日，俄烏衝突爆發，在之後的一週內，大批在烏的中國留學生陸續撤至周邊國家。余文也是其中的一員，她3月3日抵達匈牙利，並在12日乘撤僑班機回國。上飛機前，她聽從使館的安排通過了幾輪核酸檢測。沒想到落地兩天後，3月15日，余文被醫院通知確診第二次新冠陽性。當時她正按照規定，下飛機後在酒店隔離。
她拍了條視頻，苦笑著給大家講故事。這一次，她被拉到了集中隔離的醫院，7天後轉陰康復出院。
儘管經歷了曲折，但余文還是努力保持樂觀。其實在回國之後，她就隱隱地感覺到有些東西和之前不一樣了：以前每次她從學校回家，有位朋友都指定會約她出去吃飯。但這次回來，那位朋友卻一直沒有聯繫過她。「她可能還想再觀察一段時間吧，」余文笑道，「但我也心知肚明，好幾個月了，我就覺得我們是不是沒辦法做朋友了。不過這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朋友，對吧？」
余文說，和她一樣在國外染上新冠的留學生，多數人會選擇隱瞞自己的新冠史，但經常拍vlog的余文，大方地覺得可以把自己的經歷和治癒過程分享給更多人。「那都已經是翻篇的故事了，都已經康復了，得向前看。」
5月4日，余文從老家河南拎著箱子到了河北的學校。僅僅在前一天，她才敲定了這份工作。從烏克蘭回國後，余文一直在嘗試找工作，但都很周折，因為她的學位證、畢業證等各種招聘需要的原件都被迫留在了烏克蘭。最終，她在五一假期前給一家教育機構投了份簡歷，5月3日那天，公司通知她，河北某縣城有所高中急缺俄語老師，需要有教師資格證和語言過關的人去任教，今天通知，明天就要上崗。當地的防疫政策是無需隔離，只要在當地住滿14天，在頭尾兩天的核酸檢測結果陰性即可。
余文本科就讀於哈爾濱師範大學。「做老師是初心，」她告訴記者，「我當博主，收入還是比當老師要高一些，當老師不是為了掙錢。」幾千塊錢的工資，7人合住的上下鋪宿舍，她仍然覺得是個不錯的機會。校方告訴公司方面，因為急招，余文的工資可以跳過實習檔，直接按照正式工資發放。
校方的懇切態度讓余文心裏對這份工作相當篤定。她開始著手添置必需品——床帘、靠枕、小桌子、小風扇、眼罩、書立、收納、熱水壺等等，還自費給學生們買了些本子和筆，批改作業用的紅筆也備了100支。
按照流程，余文需要上3節試聽課，之後即可轉入正式的教學。她的社交賬號上記錄了21日第一節試聽課的一些片斷：在開設俄語課之前，學校已經引進了日語課，很受孩子們歡迎。性格外向的余文就在課間跑到走廊上拉人，「明天同一時間，給俄語老師一個機會，大家一定要來啊！」後來的課堂上，學生們的熱情也讓她有點受寵若驚——只是提了一句自己的留學經歷，下面的孩子們就突然鼓起掌來。
但試聽課只上成了一節。
5月23日晚上8點，余文接到一個電話，是公司的同事。對方只問了兩個問題：你是否曾經感染過新冠？什麼時候感染的？余文都如實作答了。
「過了一會，他又打來一通電話，說讓我現在收拾一下行李。我說這是出什麼問題了嗎？我錄了電話錄音，排除了工作能力上的問題。同事很著急，叫我立刻走。」余文向記者回憶。
余文說，時間挺晚了，能不能在學校先再住一晚，明天白天再搬走？對方的答案很堅決：不行！必須在一個小時內離開！
在慌亂和委屈之中，余文哭了。那天晚上，她前後接了七八個電話，全都是催促她離開，其中也有校長打來的，問她行李收拾得如何，是否能快一點……
後來她瞭解到，校方也不知道是從哪裡得知她曾經患新冠的消息，馬上就聯繫她所在的教育公司，讓公司核實。公司核實之後，學校立即做出辭退決定。
雖然很崩潰，余文還是攤開行李箱，流著淚收拾行李。「我也理解學校，學校是很特殊的地方，孩子馬上要參加高考了，不能冒一點風險。確實學生、家長和學校也為防疫做出了很多努力，畢竟是個很多人聚集的空間，所以他們有些害怕，我可以理解。」余文對記者說。
當初余文剛到學校時隨身只攜帶了一個16寸的小行李箱，原本打算長住下來的她慢慢添置了許多東西，在倉皇離開的時候就變成了巨大的包袱。校方要求一個小時以內離開，她就只能用塑料袋儘可能把東西裝起來。東西很多，她和同宿舍的一位女老師來回搬了幾趟才搬完。
余文入職的時候，學校派了車去接她；但被辭退時，余文被告知只能自行找辦法離開。
晚上9點，校長親自在校門口監督，目送她坐上了自己找的車。
後來，她在學校的一位同事告訴她，自己也接到了校方的電話，詢問有無新冠病史。
只想回到平凡生活
在被學校辭退之後，余文還被公司告知，合作的一百多所學校都沒辦法再接受她了——她可能將在很長的時間裏與教育行業無緣。公司提出，如果她願意，可以調整到行政崗位，無需離職。這顯然和自己的職業規劃不符，余文拒絕了。
余文把自己的這段經歷寫下來，發在了微博上，引起很大關注。「這不是歧視新冠康復者嗎？」許多人替她打抱不平。
2020年，多家媒體曾報導過新冠康復者的窘境：有出院患者乘社區派的車回家，司機卻拒絕把她送到地下車庫，對她說：「你還知道怕醜。」她當即表示自己要下車回康復驛站，「那裡沒有人歧視我們」。有康復者回家後漸漸發現鄰居躲著自己，曾經的朋友也不願和他們見面。還有康復者本該復工，卻一直被單位拖延到失去了原本的晉升機會，委屈積累太多，最終被確診為重度抑鬱。
「我們戰勝了病毒，卻還要被當作病毒一樣被孤立排擠。」一位受訪者說。
而因為害怕身份可能給自己帶來的歧視和麻煩，也害怕引起周圍人不必要的恐慌，多數康復者不敢公開自己的經歷，希望沉默能掩蓋他們本不必承擔的關注，讓他們重新擁有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儘管開誠佈公給自己帶來了巨大麻煩，但余文仍然選擇發聲，希望能以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在她發布相關微博後，在轉發和評論區裡，很多用戶寫下了自己或周圍人因新冠史遭遇的不平等對待。
李菁（化名）也是評論區留言的人之一。李菁是吉林人，3月9日開始按照小區要求居家隔離，足不出戶。沒想到在3月23日，丈夫被通知新冠結果呈陽性；李菁和10歲的孩子也在兩天後確診，三人都被轉移至方艙集中隔離。
「我都自嘲說，這也太倒霉了。」李菁告訴記者，她們和一位小朋友、兩位老人住在徵用的學生宿舍臨時方艙裡，每天無法洗澡，而核酸檢測結果一直沒轉陰，「沒有一個大心臟」的李菁特別崩潰，吃不好也睡不好。
4月15日，檢測結果合格的李菁一家結束隔離，回到小區。出艙時，李菁領到了三份文件：出院通知單、診斷證明書和解除隔離知情同意書。文件上寫著，「出院後請您配合社區完成7天居家健康監測。」
4月15日，從方艙康復出院後，李菁領到的出院通知單、診斷證明書和解除隔離知情同意書。
對新冠康復人員的7天居家健康監測這個要求，被明確寫入了國家衛健委今年3月15日公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中。但回到家後，李菁一家被要求隔離14天，後來又增加到28天，最後變為42天。記者注意到，網上也曾經曝出吉林市出現對新冠康復出院者實行超長管控的情況，李菁一家的遭遇也佐證了這一點。
「這是對我們的歧視。」她說。
李菁是個體戶，在漫長的42天隔離期之後，一家人終於等來了一紙復工證明。他們發現，自己還算「幸運」的，他們所在小區樓群裡，其他遭遇超長隔離的康復者中有很多人表示仍被雇佣單位拒絕復工。
李菁覺得不可理解。她和丈夫、孩子都是輕症，體感和感冒無異，也沒有後遺症，但社會層面的「後遺症」讓她感受到無所不在的心理壓力。現在，非必要的時候她仍然選擇不出門，生怕給別人帶來麻煩。她更加擔心，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可能遭遇他們所無法理解的歧視。
「病毒不可怕，我們被感染過的人也不是過街老鼠。」她說。
余文說，自己不希望被區別對待。「我已經康復了，我希望能像個正常人一樣融入這個社會，而不是時時刻刻去提醒我，你是一個新冠康復者，你曾經感染過新冠。不管是優待還是不好的待遇，我哪一個都不想要。」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