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文革」的艱難懺悔(圖)

1966年11月，上海工藝美術學校和上海戲劇學院的紅衛兵在「鬥爭」他們的老師和學校領導。（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2年2月8日訊】42年了，連一個嬰兒都已長成中年人了，何況一個當年十幾歲的少女。總有太多的記憶，儘管有些已經模糊甚至歪曲，但是總有一些情緒和感受是永遠揮之不去的。

如果有機會，我應該能對42年前的那場浩大的政治運動說些什麼，雖然大部分同齡人都不再想了，更不願說了，或者寧願塗上些幼稚的色彩，幻想的色彩，怨天尤人的色彩，但是什麼色彩也掩蓋不住的是裡面漸漸滲出的血的色彩，鮮艷的紅色，它既代表革命，也代表暴力，還代表燒燬一切的火焰，更代表掩飾一切的脂粉。

遺忘有多厲害

有個女友，在一次同學聚會中說，我反正在「文革」中沒做過壞事，從來沒有鬥過老師，沒有打過人，沒有抄過家。這時，同學裡有個細細的女生的聲音說，你抄過我的家……

記憶之門在此突然打開！

這聲音令她終於想起那次經歷。「文革」中的一天，她和另一個女生在校園裡遇上幾個男生騎著自行車向外走，問他們去哪兒，說是去抄家，還讓她們也快去。在她們終於借到自行車趕到目的地的時候，抄家似乎已經結束，人們在收拾現場。見她倆到了，就吩咐她們檢查幾個櫃子。於是她們對包括床頭櫃在內的大小几個櫃子認真搜索了一遍，還發現了「大毒草」——一本《外國名歌200首》，並且迅速私藏起來。她並不知道這是自己同學的家，只知道這家的主人是個民主黨派人士。

後來，那本《外國名歌200首》在很長時間裏都陪伴著她，插隊，參軍，艱苦的勞動中，嚴格的思想改造中，她都為偷偷擁有一本《外國名歌200首》而感到安慰。可是在眼花繚亂的年代過去之後，成千上萬的新鮮事爆炸式地發生過之後，她無論如何也想不起，這本《外國民歌200首》是從哪兒來的了。

終於，在這次班級聚會上，這位女友勇敢地走向自己的女同學，向她鄭重地道了歉。

有一個詞，叫「群體之惡」。在群體的名義下做壞事，士兵能夠濫殺無辜，工人能夠盜賣產品，農民能夠哄搶山林，學生能夠打罵老師……因為是群體行為，大家都干了，個體在群體中扮演的只是追隨者的角色，誰也不用負具體的責任，所以，在個人的心靈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等負面的痕跡。「文革」中的紅衛兵，少年意氣，風華正茂，動物生猛，遇上為所欲為的大好時機，在群體的相互激勵下，做出什麼都不足為怪了。

而當時所謂的「組織領導者」，比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宋要武（彬彬），雖然她是小頭頭兒，但是在群眾運動如火如荼之後，她除了繼續推動之外，已經無力做其它什麼了，甚至不推動都不行，更遑論制止；否則你很快就會被淘汰掉。那麼，這個組織領導者又如何肯為她領導下的群體之惡負責呢？在群體的活動中，她組織中的成員打死了校長，七手八腳，亂拳之下，幾十上百的參與者，誰的一擊是致命的呢？42年後的追究，只能是指向組織領導者，人們只記得她。

但在群體之惡中，宋要武絕對不會承擔這個責任，除非是她親手打死的校長。別說是她這麼一個小頭頭兒，就連殺人如麻的日本侵略軍將領們，在最終的審判中，也是以服從、群體、職務為藉口推脫責任的。

正因如此，在群體之中，追隨者就比領導者容易勝任；尤其群體中的專業分工（例如兩個女生只負責檢查櫃子）也容易使個體將責任推給他人。

由此，反過來，有一個人生的結論可以得出，可以教給現下的小孩子——當任何群眾運動洶湧而來之時，在它失去控制之前馬上躲開，遠遠地躲開。雖然這是庸俗的犬儒的實用主義的勸告，但它是生活的真理。「文革」中有不少成功逃避的學生，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就了自己的事業。

42年前的血債，到頭來，誰都不肯負責。這是必然的。群體中所有的參與者都盡快地把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記」了。

而如何解釋人們在一段時間後的這種遺忘呢？也許在於，人類面臨壓力時，除了退化情感之外，另一種心理機制就是採取防衛的心態。有人將防衛的心理機制稱為「精神麻痺」——人類處於情緒痛苦或不愉快心境難以自持的情況下，具有自我麻痺能力。遺忘就是最好的自我麻痺的方式之一。

隱瞞有多自然

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在北京101中學讀初三，整整16歲，處於剛剛好的年紀——既不是太小，小到只能充當高年級學生跟屁蟲的角色，也不是太大，大到高年級的18、19歲，看似什麼都該懂，法律上是成人，表面上什麼事情都該自己負責了，實際上還是孩子。

我在自己班上一直是個自由散漫分子。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就脫離了班級，參加了一個以高年級學生為主的組織，理由是因為他們的大字報寫得很精彩。這個組織是主張「清算學校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但是又反對血統論，很健康的。每天抄寫大字報，領紙，領糨糊，貼上牆；還參加校園裡這一場那一場大大小小的辯論，異常興奮的日子裡，以為這就是「文革」運動的一切。

而那時班裡的運動也在轟轟烈烈，遲一步加入運動的同學們為了表示革命，率先鬥爭了老師，有的還動了手。我卻不知道。

後來學校進了工作組，開始制止這一切，把學生們都送去軍訓，使運動停滯下來。我們又開始反對工作組，認為他們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其實我們學校的工作組真的是比較理性的，好像沒有怎麼整學生。可是當時父母聽了我的敘述，臉都嚇白了，他們不敢跟我講五七年反右派的事情，因為這太像當年的「引蛇出洞」了。就是讓你自己充分表演，百家爭鳴，有什麼說什麼，到時候把你們一網打盡。

幾十年以後，看到「文革」初期的材料，當時的某些領導人們恰恰是這個部署！而且師大一附中和師大女附中已經有學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學生」受到處分了。雖然知道這一切的時候是幾十年以後，我已經老了，知道厲害了，還是驚出了一身冷汗。假如那個時期稍稍延長一點點……假如派工作組的那位國家領導人挺住了……假如……那麼你的一生就不敢想像。這是另話。

真正的嚴酷發生在一個傍晚或者下午，學校裡似乎人不多，時間已經記不清了，經過上網查對，才明確時間是8月17日下午，著名的「818」前夕，聽說學校的美術老師被打死了。他是我在「文革」中見到的第一個死者，是個上了年紀的男老師。據說是因為他猥褻過高年級男學生，正在監外服刑。當我們聽說後跑去看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他躺在學校噴水池旁邊，花白的頭髮貼在額邊，毫無生氣的一張黑黃色的臉，就像睡著了一樣，沒有血，沒有傷口，並不似傳說中的死人那麼恐怖。雖然其他細節都不記得了，但是記得我們問起過，是誰打死的？當時有人知道，就說了，誰誰和誰誰誰；不知道的人再問，怎麼打的？說什麼的都有，七嘴八舌。

對於死亡，年少的人們並不認為有多可怕，他們正處於吸取各方面知識的階段，對於他們來說，一切都只是知識而已。「死原來是這個樣子的」而已。生命是什麼？生存的意義有多重要？別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究竟可貴在何處？他們並不真正瞭解。大概只有親人的死亡和離去，才可以驚醒少年們懵懂的心靈。

現在想起來有些迷茫。如果真是8月17日，而第二天就是8月18日，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我們應該記住這個日子，但是沒有，我們可能太亢奮了，記憶掩埋了一切對我們來說無關緊要的東西，包括生命。這才是真正的記憶。

8月19日，就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第二天，我們踏上火車，上路了。學校的一切拋在腦後，我們到更加廣闊的天地遨遊去了。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不記得多少時間過去了，被大串聯沖淡了的學生運動又因為各群眾組織嚴重的分化再起波瀾。為奪取學校革命委員會領導權的權力之爭，使得學校裡各派組織為表現「唯我獨革」發起了又一輪鬥爭。我們這個組織立刻成為保皇派。群眾組織成立了勞改隊，很多老師都進去了。我們隨即把老校長的辦公室兼臥室佔領了，在大套間的外間安營紮寨，為的是不讓其他組織來抓她、打她。老校長是老革命，1922年入黨，瞧瞧有多老的資格！當然她的革命經歷因為長久而變得很複雜，有不少把柄抓在反對派手裡。

這時，又一件死亡事件發生了。

高三的政治老師陳司寇死在看押她的小屋裡。據說，她是被高中的學生打死的。看押她的小屋就在校長室的走廊盡頭。同一條走廊，不同的世界。我們都去看了。她躺在小屋的地上，頭邊點著蠟燭，火苗晃啊晃的。看了就看了，真的沒有多少感慨，除了對生命依然沒有認識，對打死人犯法的認識也不足，只是更證明了我們對老校長實施保護的必要。這件事以後，我們勸說老校長回家，不要再逗留在學校了，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想來揪鬥她。

幾十年之後，學校的同學說，陳司寇老師沒有死。——可見記憶是多麼的不可靠。親眼所見，仍然是不確實的。

我們這個小小的學生組織的特點是人少話多，每天在一起就是談話，比著讀書，馬克思、列寧、普列漢諾夫、赫魯曉夫、鐵托等人的著作都讀，沒有多少武力保護的能力。所以在運動中，我們的眼界一直比較高，從未針對過任何一個具體的老師同學，我們討論關注的都是學校的運動大方向和路線問題。「文革」後期，我所在的單位去學校外調，談到我的情況時，班主任老師就說，她這個學生在上課的時候非常散漫，說話，做小動作，經常受批評，但是在運動中卻沒有罵過或鬥過老師……這是我唯一能夠聊以自慰的評價。此為後話。

等老校長終於離開學校了，我們才鬆了口氣。在她身上沒有發生惡性事件只是個萬幸。

後來發生在學生們身上的事情，分化成「四三」「四四」「聯動」幾派，甚至發生過武鬥，然後是上山下鄉，屯墾戍邊，家各一方，流離失所，這一切由於其切身性而沖淡了「文革」初期歷險式的經歷，令人多多少少產生了帶有些贖罪色彩的感情。豐富的底層生活經驗，的確改變了學生們。從少年變成青年，從青年走向中年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歷練，是脫胎換骨，對他人的遭遇總是拿來與自己的遭遇相比。每每提起懺悔，我們聽到的最多的自我辯護詞就是：我也是受害者。

幾十年裡的多次同學聚會中，只偶爾有人提起過學校這兩起死亡事件。但大多是事不關己的態度，當初知道情況的人也不再提供任何細節。今天的人們知道了利與害，對「秋後算賬」的恐懼使大家三緘其口，為朋友為親人隱瞞，把事情徹底變成無據可考是多數人的共識。我不知道當初動過手打過人的少年們是否會在成長的過程中想起這些。也許他們已經在內心偷偷地懺悔了。究竟應該原諒他們，還是清算他們？家屬的態度最重要。其他的人們似乎能忘就忘了。

懺悔是多艱難

重要的是，無論是遺忘，還是隱瞞，在我的身上都發生著。我把曾經抄過家的經歷完全「忘記」了，而且也一直認為我沒有幹過這些「低層次的事情」。

我的履歷表中，出身一欄寫的是革命軍人，父親的行政級別是9級。但父母並不是權力中心人物，使得我能夠在運動中不受他人歧視能夠隨意活動，不會因為他們一會兒是紅幫一會兒是黑幫而上下顛簸，大起大落。這也是後來的「逍遙派」產生的群眾基礎，即，你起碼是有條件有權利逍遙的。此亦後話。

「文革」中，大串聯初起，我所在組織的同學們就在「818」接見紅衛兵後的第二天踏上了大串聯的路程。身上揣著15元錢就南下廣州了。選擇路線、目的地的事情都是高年級同學決定的。我們第一站就到了廣州。我們顯然是第一撥，因為所有的人都向我們打聽北京「文革」運動的情況，連當時的省委書記都接見了我們和北京26中的紅衛兵。

省委書記聽我們講了劉少奇派的工作組進駐學校又被趕走的過程，聽了我們親歷的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劉少奇檢討剛剛說到「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時，緊接著毛主席就出來接見了，把劉少奇甩在一邊等等情況，說了一些「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游泳」等等剛剛在「818」以後流行起來的話。

我們住進了省委交際處，相當於現在的政府招待所。由於在路上就聽到了北京已經開始「破四舊」，剪人家褲腿、剃人家的頭髮等，沒有走在前面的我們還有幾分不滿，認為這都是幼稚行為。可是，不那麼幼稚又可以盡顯北京紅衛兵風範的行為，什麼最好呢？我們組織裡男生居多，他們主張去抄家。人生地不熟，抄誰呢？那就找公安局吧。就去找了，就有了名單，就選了一家，就讓人帶著去了。現在想起來，這麼輕易的選擇實在兒戲，但是當時簡直認為是一件神聖的任務。公安局懷疑敵特，缺乏證據，不能怎麼樣人家，既然你們要出面，當作群眾運動，那麼好，就幫忙搜一下好了。

懵懂之中，在一條路邊都是闊葉樹的繁華街道，我們登上了一家店舖旁邊的小樓梯，進到一戶人家裡。男生開路，我們女生跟進，沒有遇上什麼阻撓。昏暗燈光下，裡面有幾個人都沒看清，就開始搜查。先找電臺，又翻文件，後來就聽到男生在旁邊屋裡打人的聲音——進入回憶真的很艱難——有女生過來說，誰誰誰他們用皮帶抽吶。我們女生嚇得不敢去看，腦子裡想的是，原來誰誰誰是這樣的人啊！

這個誰誰誰是我認為非常內向的低年級學生，言語不多，很有思想的，這次行為只是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毫無道德判斷，只是發現了他性格中的不同而已。我們在這邊房間的翻箱倒櫃毫無進展。一會兒，那邊終於有了結果，人家交出很多金條。第一次見金條，窄窄的，黃澄澄的。金條而已，並無電臺，基本上是沒有完成任務，但也算有個交代，就當作一次打草驚蛇、敲山震虎吧。金條上交，繼續戰鬥。

抄家，對那時的紅衛兵來講，只是大風大浪中的一種歷練而已，絲毫沒有去想那些被我們驚嚇欺辱攪亂了生活的人們日子是怎麼過來的。尤其這些壞事情是在外地做的，與自己周圍生活環境沒有任何關係，好像相關性就差了好多。這是一種什麼現象呢？就像原本文明的外國遊客到了中國就亂穿馬路亂丟垃圾一樣，失去了家鄉感覺，就失去了責任。

後來在不同的城市做相同的事情，已經沒有了最初的新奇。

第二次串聯，就感到車上的人非常多了。第一站到武漢，除了在市一中住地鋪，看長江，吃的是用陶缽蒸的米飯之外，我就不記得什麼了。後來就繼續南下貴州。不明白我們的小頭頭兒為什麼那麼喜歡和公安部門聯繫，總是抄家找電臺有什麼意思！不像我們班的女生到廣州以後曾經勒令全市私營店舖全部關張，傳單發得到處都是。雖然後來並沒有實行，但怎麼說也是做大事情啊。這是回京以後聽說的，相比之下不太光彩。

在貴陽，貴州省公安廳的同志帶我們參觀了深山裡的土匪窩，非常非常複雜而巨大的一座木質房屋，裡面的機關暗道處處皆是，足足能住上百的土匪。公安廳的同志告訴我們，這些土匪在解放軍剿匪的時候，都跑光了，潛伏在農村和城市裡。所以貴州這個地方，人員的組成是非常複雜的。我們這次來去都是徒步，上山下山，雖然辛苦，但是我們對貴陽這個地方土匪多已經有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晚上，天下著小雨，路燈昏暗，我們跟著一個公安廳同志指派的普通中年女人，在城市的曲裡拐彎的平房區泥濘的小道上走了好久，有些神秘，有些恐懼，終於來到一家很不起眼的院子前。這是一個疑似潛伏土匪的家。然後我們敲門，就進了門。具體的抄家過程已經忘記，只記得我們終於在他們家的床鋪下面發現了一個正正方方的坑，大小、寬窄、深淺絕不能放一般的箱子，它剛好、恰恰能夠放一個電臺！就是我們在電影裡看到的「地瓜地瓜我是土豆」那樣的電臺！而且旁邊的土還是新的。然而電臺不在。這才是我們真正想得到的東西，可惜它並不在。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激憤，仍然有拷打，逼問，誰動了手，怎麼動的，都不記得，就記住了那方方正正的坑。那天最後是什麼也沒問出來。

無論如何，一個坑算不得什麼證據。但在我們來說，它就是我們一切惡行的掩體。在這個坑的掩護下，我們繼續抄家的理由更加充分，行動更加瘋狂，力度在加大。

緊接著的幾個晚上，男生們還是出去抄家，卻因為晚上有遭遇潛伏土匪的伏擊和反抗的危險，就不讓女生參加了。我們雖然不再上「戰場」，但是支持就是參與。

我想，在亂世當中，平民的生存法則就是麻木。這是每個經歷過亂世的人都體會過的。因為敏感的人會變得脆弱，面對強大的刺激會精神分裂，人格分裂，以致無法活下去，無論是受害方，還是施害方。麻木實際上是失去良心的一種前提表現和藉口。為什麼像我們這樣本質上並不是壞人的孩子，卻對自己或他人參與的暴行麻木不仁呢？起碼內心的些微牴觸很快就都過去了。

戲劇性的是，很多在「文革」初期抄過家的學生，很快自己的家也被抄。是報應如此快就應驗了嗎？不是，是因為你們做多了，造成了其他人的麻木，把這些東西都當作常規來看了，所以人人都照樣做。自己搬的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事情還少嗎？

串聯回來，見爸爸媽媽也在往沙發裡藏日記和手稿。本來想告訴他們，沒用，我們抄家的時候早知道拆沙發。但是我沒說，我不願意把自己做過的事情告訴他們，讓他們為我慚愧。這就是當時內心對自己行為的評價。顯然是負面的評價。還有什麼呢？

什麼樣的懺悔，能夠比得上相同環境下的身份互換，來得更深切呢？讓學生們衝進你的家，打你的爸爸媽媽，把你家翻個底朝天，即使不打出血，即使不砸爛東西，你的懺悔也會比空口說的任何悔過之語都真實。

「文革」是每一個人的「文革」，它不僅釋放了青少年們內心的革命熱情和鬥爭渴望，還把藏在我們內心的魔鬼一起釋放了。「文革」引起的短暫美好掩蓋不了它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那將是上百年的危害。君不見，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們仍然在懷念「文革」，那個時代出生的人們正在各級領導崗位上大唱樣板戲，那個時代沒上過幾年學就成家立業的人們其孩子正是80後、90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傷痛。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有的是被動地接受的外來的，有的卻是主動出擊的、自發的。我們老三屆心上的垃圾，絕不是獨特的，即使全部吐出來，同時代的人們看了也不會驚訝。

懺悔不是小孩子認錯，「老師，我打同學不對」，不是那麼簡單。懺悔是一種素質，是一種需要傳承的精神。我們的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基督教向神父懺悔，都是人類自我調節的手段。假如人類沒有懺悔，內心該是多麼骯髒，盛滿思想的垃圾、心靈的污穢還有記憶的蟑螂，它們盤踞著你大腦的存儲空間，這些病毒隨時會發作，直至你死亡。

老了以後就明白了，用不著說社會好不好，只需要想想自己對社會做了什麼，還應該去做什麼。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