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行舟過三峽。（繪圖：志清/看中國）
烏臺詩案，是宋代最大的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獄。宋神宗元豐二年7月至12月間，當時名震天下的大文豪蘇軾因其詩文涉嫌謗訕朝政被抓進烏臺，被關4個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由於蘇軾的詩歌確實譏諷過變法過程中存在的弊端，這個案件先被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中的蘇軾完全是一個受害者，強加給他的罪名是無中生有的。雖然他用詩文的形式發了一些牢騷，表達了對變法過程中急於求成的不滿，但是這也構不成犯罪。蘇軾在強權威逼之下承認了罪名，這本身就說明是一場冤案。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中的轉折點，讓蘇軾認識到了官場鬥爭的黑暗，也使其詩詞風格更加豪邁，豪邁中又有了一絲婉約的味道。
李定、舒亶、王珪等奸黨小人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因為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曾有遺囑：除了犯叛逆謀反罪，一概不殺大臣。同時，當時的正直人士也全都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即使連身患重病的曹太皇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翰林學士、尚書右丞王安禮（王安石之弟）對宋神宗說：「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若殺蘇軾，「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蘇軾的弟弟蘇轍，希望用自己的官職為蘇軾贖罪，以求免兄一死。可笑的是，連敵對陣營的章惇，也積極出面營救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蘇軾曾經任職過的杭州、湖州一帶的老百姓，雖然無法向朝廷表達自己的意見，只好藉助於神靈，為蘇軾作「解厄道場累月」，以求蘇軾能早日解脫苦難。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盡力照顧他的生活。如果沒有當朝太皇太后及眾多大臣的上下求情和全力救護，如果不是宋朝沒有殺害士大夫的先例，「烏臺詩案」很可能演變成後來發生的類似岳飛被錯殺的千古冤案，蘇軾當時就會命喪黃泉了。
賦詩詠檜 禍起蕭牆
1079年4月，蘇軾從徐州移知湖州（今浙江吳興）。正當他雄心勃勃，準備大展宏圖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暴風雨傾瀉到了他頭上：他在湖州任職僅僅3個月，就突然被朝廷派人逮捕了。
原來，因不滿王安石新法，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發了幾句牢騷，就被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里行舒亶作為攻擊、陷害的口實，對其進行彈劾。當時的副相王璉還採用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的卑劣手法，死死抓住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中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兩句描寫兩株檜樹挺拔不曲的雄姿，抒發自己不為權貴折服的豪邁感情的詩句，作為指控蘇軾對神宗「不臣」的依據。
王珪對宋神宗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甚至連神宗也認為：「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旁邊的章惇插言：龍未必專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稱龍。神宗說：是啊，孔明被稱作「臥龍」，東漢有「苟氏八龍」，難道他們都是人君麼？說得王珪啞口無言。章惇出來後，扭過頭問王珪：「王相是要滅蘇軾滿門麼？」王珪狡辯：「是舒亶說的。」章惇也沒客氣，啐了一口：「呸！舒亶的唾液也可以食麼？」（見宋･王鞏：《聞見近錄》）
但宋神宗經受不住這一班的無恥之徒的搖唇鼓舌，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構陷下，只得降旨將蘇軾交御史臺，由李定為首的「根勘所」負責審理。於是命令御史臺派人將蘇軾拘捕入京審問。這樣，作為一代文豪的蘇軾，竟莫名其妙地鋃鐺入獄。昨日還是堂堂的太守，頃刻之間卻成了階下囚徒。如此，一場駭人聽聞的文字獄便揭開了序幕。
晝夜逼供 屈打成招
公元1079年7月27日，從江蘇徐州調到浙江湖州才剛過3個月沒幾天的蘇軾接到了弟弟蘇轍的一封信。蘇軾兄弟情深，收到家書的蘇軾心情舒暢地一邊跟湖州通判祖無頗聊天，一邊把弟弟的信拆開。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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