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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脊梁 被遺忘30年的法律菁英晚景淒涼(圖)

 2021-08-13 19: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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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詞典》審訂學者合影,左起分別為潘漢典、周枏、盧繩祖、許之森、蔡晉、徐開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詞典》審訂學者合影,左起分別為潘漢典、周枏、盧繩祖、許之森、蔡晉、徐開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網絡圖片)

按: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儘管他們都知道這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很多年以前,經濟學家張五常看到本文,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剛才哭了一場,失聲痛哭。看了《南方週末》的一篇報導,題目是《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知道畫家林風眠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張畫親手一張張泡到浴缸裡,站在上面踩爛,我哭過;讀到翻譯家楊憲益孤苦晚年的報導,我心頭一酸;讀這篇報導,讀到那個一目失明,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眼鏡,蜷縮在被子裡的九旬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學評論》每期都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時,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沒有人記得他,他也不至於顯得那麼可憐。

用不著宣揚他們的成就,用不著複述他們的遭遇,沒有什麼好說,只有哭一場。

這群老人的坎坷命運足以讓我們警惕:有些忽略,會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

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

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默默出版了。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書後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有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枏,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1933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

……

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於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1949年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D政府急了,最後,蔣中正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這所學校。

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1949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對師生而言,從1957年到1966年,與東吳法學院的關係成了一種罪過。」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枏先生(1908~2004),被中國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商務印書館曾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枏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如此一位法學大家,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

周枏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臺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錢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枏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枏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他只得回到上海。

後來,周枏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晒晒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1909~2000)先生家裡,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裡。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釦子,竟然都不一樣。

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或許是晚景最為淒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裡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裡。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臺裡。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臺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1900~1997),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後被打成「反GM」,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後因宋慶齡說情,6年後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1921~),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目前全世界唯一健在的全程參與1946~1948東京審判(遠東國際大審判)的親歷者。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GM」,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

俞偉奕(1922~2004),日寇侵佔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裡,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1923~),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1916~1999),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裡,《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他們被忽視的代價

「有著上千年歷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燠(1906~2003)說,「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

潘漢典教授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後到1982年,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1985年時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係。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辭彙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裡?最後,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1993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

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8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於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瞭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嚴謹和精神的力量

很多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盧峻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籐椅上,薛波說:「不管什麼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徵,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後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1979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1980年代後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8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範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國法),盧繩祖先生就為其寫下了2000多字、長達6頁紙的註釋。結果,近90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枏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託80多歲的夫人——1930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後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裡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

王毓驊先生目力已衰,必須藉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臺,每次看稿,都必須往幾公里外的女兒家。

而潘漢典先生在手術前的48小時,仍掛著尿袋審稿。

是什麼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寥身後事」,即使可能會有的現世聲名。

「不為什麼,我就應該幹。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

潘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仗義執言,無愧於你父母的中國人。」

潘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於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麼好說的。

幾乎沒人要求署名

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裡,5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後,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麼說,最後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10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

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儘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潘漢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盧峻先生時,盧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600元審稿費盧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除了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30年。

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裡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並不是我有什麼能力說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著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

老人們的奉獻,唱響了一麴生命的讚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薛波說,「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們努力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悸動。」

盧峻先生去世後,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晉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看著我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於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淒涼。

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隻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麼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乾乾淨淨,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麼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

来源:《南方周末》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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