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鬥大會。(網絡圖片)
小院,月明星亮,蟋蟀唧唧。
我躺在梧桐樹下的竹椅上,瞇著眼,搖著巴蕉扇。
妻在屋裡哄著錚兒,錄音機裡送來優美的聲音:「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是呀,再不用擔心那隨時可能降臨的「石頭雨」了。我是很不願回憶往事的。可是,白天一位老同學來訪,「文革」中,我倆是勢不兩立的兩派,他的來訪,觸動了我那根沉睡的神經,蟋蟀更是頑強的叫著我記憶的大門。
十多年前,我雖十三歲,卻是遵義某小學裡的紅衛兵頭頭。鬥爭、鬥爭,緊張充斥著我的生活,可也波及到我的家庭,父母、哥哥、姐姐,全家人都為我擔驚受怕,可又不能說什麼。受社會的影響,我們這些才十來歲的娃兒也分成兩派,另一派的同學常常在深夜把碗大的石頭從牆那邊扔過來,我家與學校只隔一堵土圍牆,一陣「石頭暴雨」刮過來,把本就梁歪柱斜的小青瓦房又開幾個「天窗」。
叫人難忘的是邊比我大兩歲的姐姐也因我而遭殃。那天傍晚,老遠就看見一大群人從胡同口奔我家而來,我忙從後門去搬救兵。見我不在家,他們就把一大瓶墨汁潑在我姐身上。
然而,深深刻在我腦海中的,卻是另一件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清晨。太陽火紅,火紅。我來到學校,那時,我是負責學校治安的保衛排排長。剛到紅衛兵辦公室門口,學校革委會主任XXX叫住我,要我趕快集合保衛排的同學去抓壞人。抓壞人?那不含糊。我一聲令下,十多名扛著紅櫻槍的戰士就和部分老師出發了。去那裡?抓誰?我不知道。
到了當時遵義地區醫院門診部前的空地上,我們等了一會,才幾分鐘功夫,就見幾個老師挾持著一個又矮又瘦的男子從門診部出來,男子手中還拿著病歷本。
是他,他是壞人?我心中大吃一驚。張老師,張朝珍老師!他什麼時候變成了壞人?他不是受同學尊敬、愛戴的好老師嗎?他一直是我們的體育老師,還教過我哥,我姐。文革前,由於我喜歡足球,被選入校隊,多少個清晨,他領著我們迎朝陽;多少次訓練,他領著我們頂烈日,送晚霞,終於奪得了遵義市小學生足球賽的冠軍。如今,他怎麼成了壞人?他為什麼要當壞人?
不知是誰把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子掛在了張老師脖子上。牌子上寫著「流氓、壞分子張朝珍」,名字上還用紅筆劃了叉。這牌子從那來的,我不知道。
隊伍成雙行往回走了,我和另一名同學押著張老師走在前面。路人盯著我們,也許在讚揚我們的革命行動,也許在對壞人表示憤慨。可我只覺得他們的眼光像一支支飽蘸濃墨的筆,在我臉上畫著一個個問號:「????……」。我小小的心房哪裝得下這許多問號。不由得低下了頭,盯著張老師的腳後跟,機械的跟著走。不知怎麼的,我一下子抬起了頭,望著碧藍的天,望著那幾朵浮動的雲,突然覺得不是我押著張老師,而是張老師拿著足球冠軍的獎牌領著我們接受觀眾的檢閱。
回到學校,立即召開批鬥大會,會場在南樓二樓的一間教室,看來也是早就佈置好了的。張老師站在講臺前面,脖子上掛著的那牌子,垂在胸前。我和一位同學在他身後,用紅纓槍對著他的腰,相繼有幾個人發言,說些什麼,我沒注意,我在想金魚缸。
那是兩個星期前,我到張老師家玩,發現張老師用自製的玻璃缸養了好多金魚,紅的,黑的,金黃色的,鼓眼睛的,大尾巴的,……。漂亮極了。在我的要求下,張老師答應給我做個魚缸,送我幾條魚。這不,前天我才把五塊玻璃送到張老師家。如今,我這個保衛排長,怎麼能再去他家。真遺憾,金魚養不成了,張老師要是遲兩天當壞人,那該多好啊!
忽然,一個尖尖的聲音打斷了我的遐想。原來是我們班的一個女同學衝上講臺,她叫XX。瘦高的她哭泣著說:「張朝珍是壞人,流氓。有一天上體育課,我摔傷了腳,他要背我……」
XX的發言在人群中引起騷動,有人領頭喊起了口號「打倒流氓張朝珍」「打倒壞分子張朝珍」,屋頂似乎要塌下來。我正不知所措,一個男同學站到我身邊,低沉的說「我來,我來押他!」。他叫XXX,像牛犢一樣壯,比我大兩歲,個比我高,比張老師還高出一頭,不管春夏秋冬,他總穿著一雙反毛皮鞋,這個保衛排的排頭兵滿臉怒氣的接過我的紅纓槍。
誰知,我剛轉身,「咣」兩支紅纓槍就交叉架在了張老師的雙肩上。我那兩名戰士使出吃奶的力氣,往下壓著紅纓槍,連腳尖都踮起來了。很快,兩名戰士就汗流滿面了。看著張老師雙手端著白底黑字的牌子,瘦弱的雙肩扛著紅纓槍傳來的兩位學生的體重。我心有不忍,卻無可奈何,出聲不得。突然,我心裡一動,還是我上去把大個XXX換下來。可我還沒動,「撲通」一聲,張老師已經倒在地上了。「裝死,把他拉起來……」有人叫道。
這以後,我就經常看見張老師提著掃帚的身影,遊動在操場上,每逢這時,我就躲得遠遠的,我實在怕見著張老師。
「這麼晚了,還不睡覺。」妻子叫我了。
蟋蟀唧唧。錄音機還唱著:「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可我的心裡,卻有著那麼一絲抹不去的內疚。願過去的永遠過去,不要再來。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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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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