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所有金融機構中,「證券交易所」的出現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0年11月21日訊】在宋朝的所有金融機構中,「證券交易所」的出現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先來看耐得翁《都城紀勝》的一段描述:「都城(杭州)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家余。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並諸作匠爐鞲,紛紜無數。」
上面提到的「交引鋪」,非常接近於今日的證券交易所,在這裡成交的商品為鹽引、茶引、礬引、香藥引、犀像引等有價證券。宋代實行比較廣泛的禁榷制度,鹽、茶、礬、香藥等採取間接專賣:先由商人向政府設立的榷貨務入納現錢,換取一張交引,然後憑著這張交引到指定地點領取鹽茶等商貨。
宋太宗時,為了引導軍用物資流向邊郡,宋政府又創製「折中法」:商人在邊郡入納糧草等,政府估價後發給交引。為吸引商人赴邊納糧,宋政府的估價遠高於市場價,高出市場價的那部分,叫做「虛估」,市場實際交易價則叫做「實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實估」加「虛估」組成。商人憑交引可赴京城或產地領取錢或者茶、鹽、礬、香藥等貨品。
交引的原始功能類似於「提貨單」,見引給貨,認引不認人。市場經濟的發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獲得了有價證券的流通功能——由於交引的價值存在一個巨大的「虛估」額,這個「虛估」額成了附加於交引之上的利潤空間,可以吸引買家來購買交引,交引的轉手,實際上便是分割「虛估」利潤的過程,直至最後的交易價格接近於交引的「實估」。
因此,交引商通常並不是用交引提貨,而是直接進行交引的買入、賣出。「認引不認人」的特點也讓交引的自由流通成為可能。於是,類似於證券交易所的「交引鋪」便應運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證券交易非常發達,《續資治通鑒長編》說一些州縣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詣衝要州府鬻之」,可見各個「衝要州府」都設有「交引鋪」。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證券交易非常繁榮的金融中心。
《東京夢華錄》描述說,開封城內「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這裡的「金銀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鋪」。南宋的杭州,單「界北」的一條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鋪」。交引的買賣是大宗交易,必須有十分雄厚的本錢,所以這些「交引鋪」的門面,都擺出大堆「金銀及見(現)錢,謂之看垛錢」,以示自己的資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證券交易一樣,「交引鋪」當然也是通過買進、賣出交引的差價獲利。北宋時,京師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幾無。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
為了坐獲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鱷」還憑藉其雄厚的資金,操縱市場,壓低交引的市場價,購入交引。如北宋皇佑年間,「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交引鋪」收購的交引,通常不會直接用於提貨,而是轉手賣給茶鹽商:「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勵的。即使出現大鋪商操縱市場的情況,宋朝政府對交引市場也沒有採取壓制的做法,而是採納官員範祥的建議,設立官營的「買鈔場」,在交引的市場價太低時,以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買入交引;而當交引的市場價過高時,又以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出售交引。藉此來平抑交引買賣的市場價格。這一做法,叫做「範祥鈔法」。宋人王鞏《隨手雜錄》說,「範祥鈔法……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鈔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減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
宋代之後,明清時期繼續保留食鹽的間接專賣,民間雖有私下的鹽引交易,但已屬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間的一條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當、買賣鹽引,將「俱問罪,引目、鹽貨入官」。這也意味著宋代孕育出來的證券市場,在宋朝滅亡之後,並未能繼續發育壯大。
與明清時期相比,宋代的金融業呈現出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政府充當了開拓金融市場的先鋒。不管是中國最早的「銀行」——抵當所,還是最早的「信託機構」——檢校庫,都是官府率先創辦出來的;而為了對沖民間交引鋪對證券市場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動用權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樣,而是設立官營的「買鈔場」進行市場調節。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現了其它任何王朝所不具備的「國家資本主義」特質,宋政府比其它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擁抱市場。
也有人說,宋代官營金融業的發達實際上壓抑了民間金融的發育。但我們換一個角度看,中國金融史的演進卻確鑿無誤地證明了,正由於明清時期政府對於金融市場毫無作為,才導致抵當所、檢校庫、交引鋪只是在宋代曇花一現,未能發育成近代意義上的銀行、金融信託與證券交易所。
這裡便引出一個問題:在社會從中古向近代轉型的歷史關節點(而不是在現代社會),到底是一個積極探索市場的政府,還是一個對於商業與市場視而不見的政府,更有利於促進整個社會的大轉型?拋出問題,將答案留給讀者自己思索。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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