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國藩。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後,掌握三省市的人事大權,而人事又關係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因此他用較長時間,通過比較和探索,找出一條特有的「曾氏」用人法。他把主持理財的文職官員的標準概括為四項。
第一 有操守
過去有一句話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還有一句話:「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這兩句話所講的道理都是一樣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個人的為人,特別是做官員,做領導的一條底線,是一條永遠不可逾越的紅線。中國從很早的時候就形成了約束官員的三條標準,也就是「清」、「慎」、「勤」這三個字。所以,曾國藩把文官的第一條標準定位為「有操守」。
操守含有兩個意思,第一個含義是「要清廉」,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麼能服氣?第二個含義是有節操,有節氣,有一種臨事不懼、臨難不苟的胸懷和修養。曾國藩說,下屬獲得上司偶然青睞,但操守有問題,還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會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權勢可以壓他一級,但他心中不會服你,所以曾國藩特別強調,做領導要有操守。
第二 多條理
曾國藩「相人口訣」當中就有「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他打了一個比喻說,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來,這樣複雜的一頭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為庖丁找到了訣竅。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每天用得著的不能太繁多,兩句話就夠了。一本書也好,古人流轉下來的典籍也好,概括起來,可能就是幾句話,你千萬不要把它變複雜。總之,把很多複雜的事情變為簡單,就是曾國藩所說的「有條理」。
「多條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種能力。他將「剖析」列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驟。實際是指如何下手,如何抓住主要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癥結所在,曾國藩提出「庖丁解牛」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語典故等方法。概括說來,是說條分縷析,要把各種事務集中起來,分清主次、輕重、難易、緩急。
曾國藩說:大凡辦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匯之處,如果一個地方不通,那麼處處都會受到牽制。
第三 沒官氣
曾國藩提出:一個人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如果官氣很重,這個人的發展就已經受到侷限,不會再有大的發展了。所有的講話都是由秘書寫出,講官話,說官氣,這種人一個都不能用。「官氣」也就是今天所講的「打官腔、說官話」,做事情總是瞻首顧尾,首先考慮自己的烏紗帽。他說,官氣就是「圓滑取巧、心竅太多、敷衍塞責、不能負巨艱、擔大難」。艱難的事情來了,經受考驗的時候到了,但是你經受不住這樣的考驗,這樣的人怎麼能夠擔當大任呢?
沒有官氣,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用人以質樸為尚,不應專取才華。雖說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東西無須深究,但也必須足以駕馭,這樣才能為我所用,而不致受牽累。人的才品,雖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質樸才能長久。探究起來,以質樸為主而用人的過失不過十之二三,單以才華而用人的過失則常十之八九。
第四 少大言
大言就是放空話、說大話。曾國藩說這是文人習氣,或者是書生本色。書讀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認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經常放言高論,不著邊際,說話沒譜。他說,這種人絕對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講實話,講真話。
曾國藩還把人才概括為高明、卑瑣兩大類。對待這兩類人,辦法也不同:
高明的人進取心強,不想被別人超過。所以,對這種人,曾國藩提出要正面引導,積極引之向上。可以歸納為積極的用人方法,有三條: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員;第二,對他的提拔和誇獎,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對他應該多放一些權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樣來做。
對待卑瑣的人,就不一樣了。在曾國藩看來,卑瑣的人沒有遠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錙銖必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對這種人要求嚴一點兒的時候,就會忌憚;防範稍微寬一點兒的時候,這些人會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後做出出格的事情。對這種人應該怎麼辦呢?曾國藩說,要讓他循規蹈矩,每天用規矩和準繩來約束他們,給他們畫條條,畫框框,不能逾越。
(摘自《曾國藩用人智慧全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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