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兩次陷山頭牢獄之災 毛澤東玩這是高手(圖)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掃蕩山頭主義的傑作。（網絡圖片）

毛澤東是玩山頭政治的高手，既擅長拉山頭、樹山頭，更擅長削山頭、奪山頭，拉自己的山頭讓它壯大。井岡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頭，被毛澤東收編了；朱德、彭德懷兩部人馬其後上山，被毛澤東「會師」了。四方面軍本是張國燾的山頭，張與毛在長征途中尷尬會師，兵強馬壯、人多勢眾的張部不肯臣服於衣衫襤褸、彈盡糧絕的毛部，悍然另立中央，最終被毛打散了。

中共歷史上的山頭政治

中共的山頭政治有其歷史和文化根源，與清末民初甚囂塵上的軍閥主義一脈相承。中共憑暴力革命起家，而暴力革命又從佔山為王起步。出身農家、初識馬列的毛澤東之所以在黨內異軍突起，靠的不是理論功底，也不是組織才能，而是鑽山溝、佔山頭，開創了暴力革命的井岡山模式。就政治高度而言，井岡山乃是中共第一山頭，是取之不盡的政治富礦。毛一輩子胡作非為，其一切「偉大革命事業」無不以井岡山上所掘取的「第一桶金」為基礎。直到晚年，每遇黨內發生重大鬥爭，「偉大領袖」若憑胡攪蠻纏不能服眾，便會祭出他的致命法寶：「你們不跟我走，我就回井岡山找紅軍去！」毛以此向高層同僚耍賴皮，亦以此逼不服氣的對手認輸。

紅軍時期的各大根據地、三個方面軍，抗戰時期的八路軍、新四軍、各大敵後根據地、黨的白區組織，「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四個野戰軍、六個大區，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也都是有一定份量的政治山頭。戰爭年代，山頭是中共組織體系的結構性因素，甚至可以說，中共的力量主要存在於各山頭之中——去掉了這些山頭，中共就只剩下一副空殼，與「八個民主黨派」無異。每個山頭各有相對獨立的政治資源，有基於歷史淵源和戰鬥情誼而形成的人事班底，有基於軍功和統治地盤而形成的勢力範圍。每個山頭都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自己的功勞，於是乎，也就有了論資排輩、論功行賞的機會，有了排座次、分交椅、「坐江山」的資格——老一輩死了，「紅二代」、「紅三代」們還打算著世襲這一資格。

毛澤東「五湖四海」用人術平衡各山頭勢力

中共所謂「五湖四海」的幹部任用制度，說白了，就是各個山頭都要照顧，各路人馬都有機會，大家一起瓜分官職、利益均沾的意思。中共建國以後，無論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的名額，部委、軍區和各省的權力分配，還是元帥、大將、上將的授銜與排位，都曾刻意在各個山頭之間尋找利益平衡點。比如說，李先念之所以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為「不倒翁」，除了其世故圓滑、投機取巧的性格之外，也是因為在張國燾叛逃、陳昌浩被踢出局、徐向前靠邊站之後，毛澤東要為四方面軍、西路軍的眾多部將留下一個朝廷的席位；抗戰初期就已經脫離軍務的徐海東之所以在開國大將裡緊隨戰功赫赫的粟裕位列第二，是因為西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謝子長早死，高崗已經倒臺，本屬四方面軍的徐海東遂以先於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經歷勉強充當西北紅軍的首席代表；林彪摔死後毛澤東主動提出給賀龍平反，並要求「不要核對材料了」（毛當然知道那些整人材料太假，沒有核查的必要），平反的主要理由是「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賀龍）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

毛澤東是玩山頭政治的高手，既擅長拉山頭、樹山頭，更擅長削山頭、奪山頭，拉自己的山頭讓它壯大。井岡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頭，被毛澤東收編了；朱德、彭德懷兩部人馬其後上山，被毛澤東「會師」了。四方面軍本是張國燾的山頭，張與毛在長征途中尷尬會師，兵強馬壯、人多勢眾的張部不肯臣服於衣衫襤褸、彈盡糧絕的毛部，悍然另立中央，最終被毛打散了（西路軍的慘敗一直被毛記在「張國燾錯誤路線」賬上，其實不然。毛死後，李先念、徐向前根據存檔的電報還原了西路軍所有重大軍事行動均由毛和中央軍委直接指揮的事實，此結論經過了陳雲的確認）。國統區的黨組織、中共長江局、新四軍本該是周恩來的山頭，毛對之心存疑忌、不冷不熱。皖南事變後，毛聯合劉少奇予以接收改組，再經延安整風，周系山頭大部被毛削除；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國際派更慘，雖曾長期以中共理論權威、意識形態正統自居，卻一直未獲得拉山頭、建實力的機會。張聞天做了七年名義總書記，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山頭作後盾，始終根基浮淺，腰桿子硬不起來，毛澤東「只需動一動小手指頭」，就輕而易舉將他推倒下臺了。這說明，在中共的政治氣氛裡，雖有派系，若無山頭，也終究站不住。

山頭與正統：從井岡山到陝北

中共山頭不光有大小之分，還有正統、非正統之別。在毛時代的中共官場，最正統的革命資歷首推井岡山老革命，即以一方面軍一軍團為正宗；其次是長征老革命（又以中央紅軍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為正宗）；再次是陝北老革命。毛澤東從井岡山起家，在陝北發家——從地方割據走向統治全國，陝北堪稱中共福地。毛在延安整風時曾說過，「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大正統，陝北是小正統」。這話只能毛澤東說，別人說也是犯忌的——畢竟陝北這座山頭是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之下搞起來的，其創建和發展與毛本人或毛派並無絲毫歷史淵源。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陝甘邊根據地創始人之一，一九六二年因小說《劉志丹》無辜蒙冤，被毛澤東誣以「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當時向康生揭發習仲勛的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上將就是抓住了「正統」二字大做文章。閻指責小說把陝北根據地寫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寫得比井岡山還「正統」，目的就是要借拔高劉志丹以吹捧習仲勛，且「為高崗翻案」，以便毛主席死後習仲勛繼承大統「接班當皇帝」。這個罪過可不小。一本紀實小說，閻紅彥勾起了陝北革命江湖的歷史恩怨，康生抓住了「配合主席」的天賜良機。打倒習仲勛是毛劉反目之前二人最後一次親密無間的政治合作。於是，「利用小說反黨」演變成了「習、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案」，賈拓夫被整死後又變成了「習、馬（文瑞）、劉反黨集團案」。這個「反黨集團」再往上升級，最後成為「彭、高、習反黨集團」，往下擴散，成為「西北反黨集團」，株連數萬人，死傷慘重，陝北革命舊部幾乎全軍覆沒！幾年後，告倒習仲勛的閻紅彥也被「革命群眾」給嚇死了。毛澤東就是這樣報答陝北根據地的養育之恩的。

習仲勛兩次陷山頭牢獄之災

閻紅彥不是外人，而是土生土長的陝北老革命。陝北原本是個小山頭，但山頭雖小，卻山頭裡面有山頭，又分成陝北與陝甘邊兩塊，形成了謝子長、閻紅彥一派與劉志丹、高崗、習仲勛一派，兩派不和，內鬥很激烈。「三嘉原事件」兩派火拚，閻紅彥充當謝派打手，親手槍殺了劉部骨幹趙連璧，繳了劉志丹的槍，還就地解散了劉好不容易拉起來的隊伍，從此兩派結下不解的仇怨。原四方面軍徐海東部進入陝北後與謝派結盟，陝北的內部傾軋更加複雜。一九三五年陝北肅反是山頭矛盾惡化的結果，劉志丹派是挨整的一方，陝甘晉省委的朱理治、郭洪濤、聶洪鈞（及其上司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徐海東部紅二五軍的肅反專家戴季英是整人的一方。當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劉志丹派幹部已有二百三十多人被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陝甘邊根據地創始人均被嚴刑拷打、殘酷虐待，命在旦夕。習仲勛回憶說：「毛主席再晚來幾天，我們就被活埋了。」此後高崗成為毛的親信，高又將習仲勛推薦給毛，延安整風時毛親自召集西北高幹會議，追究當年肅反責任，並將高崗樹為「陝北正確路線的代表」。但閻紅彥們不服輸，閻一直認為劉志丹派不過是打家劫舍搶女人的土匪，謝子長才是陝北革命的正統，言下之意謝死之後他才是陝北的代表人物。閻以此與高崗、習仲勛為敵，從不放過任何一次落井下石的機會。倒是當年差點被他們整死的高、習對仇人更加寬容一些。何家棟先生回憶說，遭受了十多年牢獄之災習仲勛提及苦難往事，並沒有抱怨過閻紅彥一句。可憐習仲勛，一生兩次九死一生的無妄之災，竟都與陝北歷史上山頭主義的無謂「正統」之爭有關。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掃蕩山頭主義的傑作，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各黨內派系均遭重創，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山頭均被「摻沙子」、「挖牆角」、換班子。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山頭、以高崗為代表的陝北山頭異軍突起，地位上升，成為毛的「親密戰友」，七大以後成中共政壇顯貴。毛是鬥爭高手，在延安與劉少奇打得火熱仍不忘未雨綢繆，提升高崗乃是毛為了制衡以至對付劉少奇預做埋伏，因為毛素知高崗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為中共正統，厭惡且瞧不起劉少奇及其「白區黨」，認為白區起家的劉少奇不配獲得「接班人」地位。一九五三年「五馬進京，一馬當先」，「東北王」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身份進京，關於此中深意，習仲勛曾對李銳說過，毛澤東明確告訴高崗，調他進京就是去頂替劉少奇當「接班人」的。高崗大概是把毛「陝北是小正統」的言論也當真了，結果成了毛劉鬥爭最早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