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跟北朝鮮金日成擁抱。（網絡圖片）
西方國家領導人曾經對鄧小平抱有好感，給予很高評價。這一方面來自西方對中共本質的誤讀，另一方面也由於鄧小平是作秀的一流演員，他對外打造的開明形象十分成功：他是第一個訪問西方的中共領導人，在愛麗舍宮用法文高呼「中法人民的偉大友誼萬歲」，在日本題詞：「向偉大的、智慧的、勇敢的、勤勞的日本人民學習致敬！」在美國，戴德克薩斯牛仔帽、參觀休斯敦宇航中心、去福特和通用公司與老闆碰杯談投資、接受《時代》週刊的採訪……在西方人眼裡，他簡直就不太像共產黨人。
上世紀80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民眾與中共之間，爭取自由與打壓自由拉鋸、膠著的十年。其間，鄧上台大權獨攬，並當上了太上皇。三次大的政治迫害——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1987年的「反對自由化」、1989年對民運的血腥鎮壓，都是鄧親自主持的。
大批知識精英被批判、開除公職、監禁、流亡海外；仇恨自由、人道、民主和普世價值的說教，被反反覆覆地灌輸，人心被扭曲和凌辱；直至學生和市民倒在屠城的血泊中。
其實，從鄧1979年3月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那一刻起，他的基本思路就定了。「改革開放」不是為了給普羅大眾謀福祉，而是要以畸形、虛胖的經濟發展，換取中共政權的穩定。
鄧沒打算對中共的根本制度做任何改革，他骨子裡是毛澤東奠定的中共極權的繼承者和維護者。
今天的80、90、00後是否知道，在沒有網路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民眾和知識分子，都經歷了怎樣屢戰屢挫、屢挫屢奮的抗爭呢？
「傷痕文學」傾吐精神內傷
1980年7月，波蘭發生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幾週後席捲整個東歐。中共上層非常緊張，擔心會波及到中國，局勢有可能失控。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對共產極權的抗爭，起起伏伏從未停息，當遇到西方吹來的自由之風時，又頑強地生長起來。1981年，「傷痕文學」開始流行，人們藉助小說、散文、電影等文藝形式，傾吐「文革」中的悲慘命運和精神內傷，以電影《苦戀》為代表。
影片根據白樺的同名劇本拍攝。講述一名藝術家在日本佔領時期被迫逃離中國，在海外過了一段好日子，1949年回國報效祖國。由於有海外經歷，總是受到懷疑和迫害，但他始終效忠共產中國。藝術家的女兒出國前失望地對父親說：「你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你嗎？」後來，這位藝術家死在逃避紅衛兵迫害的路上。臨死前，父親思考著女兒的問題，在雪中蹣跚而行，最後倒地而亡。他的身軀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另一位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以生動的第一手資料，記錄下中共高級幹部在家庭中亂倫的腐敗劣行。
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突然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對作家白樺上綱上線點名批判。
7月17日，鄧小平在與中共宣傳部門幹部談話時，嚴厲指責《苦戀》是「醜化社會主義制度」的作品，和1957年右派「反社會主義言論」類似，要求《文藝報》寫文章批判。
校園競選引起中共恐慌
1980年下半年，還發生了另一件影響深遠的事件：縣級直選在全國鋪開，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學生把這次直選當作推進政改的第一步，通過大字報、演講會等方式，在校園裡發表各自的競選綱領。結果全國共有50～60位在校學生當選區縣級人民代表。
面對競選，高等教育部負責人感到恐慌，給中共中央寫報告，認為必須開除一批，並逮捕幾個活躍分子。在1981年7月的鄧小平講話之後，高校掀起反自由化之風，北大組織了對競選自由言論的批判。
第一次大清洗：「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初，體制內自由派理論家試圖從哲學角度再一次擴大思想自由。《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主張淡化殘酷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理論，用「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來代替；提出「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中宣部顧問周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異化問題，如缺少民主和法制、幹部濫用權力等，引發了一場「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大爭論。
中共最忌諱人們探討人性、人道、自由、普世價值這類話題，建政以來對其的批判，從未停止過。因為中共向全民灌輸的是鬥爭哲學，它煽動人與人的仇恨，中共指向誰，就得去鬥爭誰。而人性、人道、自由、公平等價值，會使人的善良本性、傳統道德復甦，一旦辨清了被中共顛倒的善惡，中共這個假神就會在國人心目中倒塌。因此，哪怕是變相地討論這類觀點，鄧小平和中共也不容，視為對中共極權和根本價值的挑戰。
9月份，鄧在一次講話中說，有些在文革中受過罪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暗中搞秋後算賬，有些人充滿狂妄野心，對這些人必須撤職和開除出黨。他稱「黨的紀律鬆弛，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正式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隨後，一場全國範圍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開始了。這是鄧小平1978年上臺以來的第一場政治運動。
捷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的《第三條道路》、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學術名著都被列為禁書。一些純屬個人興趣愛好的歌曲被禁唱，電影、電視片被禁演。有的工廠門口設崗，留長髮、穿「奇裝異服」的男女工人不准入內。還鬧出許多笑話：《瞭望》週刊封面上，中國女子體操世界冠軍在高低槓上的動作照，被作為「黃色照片」收繳；戰士們把姐妹、未婚妻的照片當作「淫穢照片」上繳……
作為反精神污染的「成果」，在此後的整黨中，理論界、文化界敢於講真話的精英人物遭到整肅：周揚受批判、作檢討，後來變成植物人；李洪林被撤銷中宣部理論局長職務，擠出中宣部；胡績偉被迫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王若水被免去《人民日報》副總編職務，二人被調離《人民日報》社；胡耀邦的文膽、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阮銘被打成文革餘孽「三種人」等等。
這場運動因不得人心，受到眾人的抵制（其中包括趙紫陽、萬里、杜潤生等一些領域的負責人），最後以不了了之收場。鄧小平不想破壞自己的「開明」形象，就搞起了左右平衡。1985年9月，他批准了鄧力群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其實鄧才是「清除精神污染」的始作俑者，他運用老道的政治手腕，讓鄧力群替他承擔了罵名。
挑戰了中共極限的86學潮
1986年春天，亞洲政壇風雲迭起。菲律賓民眾將腐敗的馬科斯總統趕下臺；蔣經國該年9月宣布開放黨禁，允許反對黨合法存在。中國的學生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受到鼓舞，開始新一輪要求自由民主的呼籲。中共黨內一些人也提出政治體制改革。
在內外壓力之下，鄧小平感到緊張，他讓趙紫陽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但是，鄧所設定的政體改革目標很狹小，只限於黨政職能分離。他對趙紫陽明確表示，「我們的改革的主要目標，是保證行政機構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對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還要繼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鄧是想給思想、政治嚴控下的中國人鬆鬆綁，釋放他們的致富熱情，創造經濟效率和繁榮，這樣就可以為中共執政找到合法性依據，躲過垮臺一劫。
從1986年7月以後，全國各地召開了各種政治體制改革學術討論會，提出的問題遠遠超出行政效率範圍，例如，改變全國人大，使人大從一個橡皮圖章轉變為能夠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博弈的權力機關。不少發言明顯觸犯了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底線。在眾多研討中，中國科技大副校長、國際知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的批評最為尖銳。他在演講中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成功的。」
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的講話，引起了青年學子的共鳴。學生們看到的是，鄧小平所說的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是腐敗的官倒，而在校生卻八個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宿舍裡；憑努力考上了好大學，畢業後，卻比不上高幹子女靠關係得到的好機會和優越的生活……
1986年底，全國性學潮爆發，從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發源，蔓延至29個城市的156所大學。學生們上街示威，高呼「改革選舉制度」、「打倒封建獨裁」、「要民主、民權、民生」等口號，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挑戰了共產極權的根本制度。
「老子打天下，就得坐天下」
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等人認為，對學運不要大驚小怪，不要壓，要學會與社會對話。
然而，在中共高層，另一種聲音更為強大。據記者楊繼繩回憶：中顧委副主任王震在天津與老幹部見面，「王震在講話前先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後聲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敗類造謠、滋事、破壞，想把共產黨趕下臺。』接著說：『現在還有右派，現在還有反革命！什麼方勵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氣接不上，李瑞環就插話，讓他休息一會兒後再接著喊。王震喊道：……『我們的監獄能關江青，為什麼不能關這些教授、研究生？』」
五天以後，12月31日，王震在中央黨校又發表了同樣的講話。他說：「你有三百萬大學生，我有三百萬解放軍。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他盛怒之下，把話筒的電線都打斷了。
王震說過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老子打天下，就得坐天下」，豈能容他人分享！這代表了中共政治老人們對待學潮、民運的心聲。
1986年12月27日，發生了「七老聯袂告狀」事件：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楊尚昆七人齊聚鄧小平家，告胡耀邦的狀。鄧小平與老人集團經密謀一致認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學潮是他姑息的結果。決定罷黜胡耀邦，剎住學潮風。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家中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他說：「沒有專政手段不行。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
這番講話，表明鄧和中共對民眾的請願示威，不惜流血也不會讓步。預示了兩年半後89「六四」屠城的發生。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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