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瞬間讓很多家庭陷入災難。（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看中國2017年10月24日訊】1966年，41歲，男，J市無工作人員。
我是一個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幾百個蒼蠅——我把自己變成一個「〇」——追加的定性「極右」的文件——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活著，有時很充實——世外桃源——我們受這麼多苦難，難道就為了你一聲「對不起」嗎？
話從哪兒說起呢？昨天夜裡我躺在床上想給你理出個頭緒來，不想還好，一想全亂了。為什麼？我是一個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兒跟哪兒也說不上話，無因無果，全沒道理。我就給你來個「意識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筆」，有的地方「倒計時」，有的地方還可能顛三倒四，糾成一團……好在你是搞文學的，總能弄明白。如果你聽亂了，糊塗了，那可別怪我，我這輩子一直就亂著，一盆漿糊那麼糊塗著。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報》吧！第三版頭條有篇文章《又揪出一個大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來，批呀，斗呀，審問呀，逼供呀，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說了。折騰到十月份，把我弄到東郊區F莊勞動改造，一邊聽候處理。我餵豬時，覺得我就像那頭躺爛泥裡的豬，只等著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問我為什麼從五七年開始講。我如果一上來就從六六年文革講，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麼回事了，你會想，我那時怎麼「無工作」呢，唉，我的事實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個月。
五八年二月，農曆的臘月二十八日，上邊指示讓我們回家過年，我心裏蠻高興，這也是一種民族習慣民族感情吧，回家吃個團圓飯！而且母親住在外地，年年春節我和愛人都去陪母親過年，我們滿心歡喜地買好大年三十的火車票，一時連懸而未決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邊，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這天，正準備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組來了幾個人。其中有一位作家，他那時非同小可，是工作組組長，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進門就給我宣讀一份決定，什麼「經上級黨委同意，公安部門批准，對你開除公職，送往GG農場勞動教養」。我還比較鎮靜，問他們：「什麼時候走？」B作家很嚴厲，衝我說：「現在就走！」我愛人一下就暈了，仰身「哐當」摔在地上。
當時，我想求他們通融一下，我是勞動教養，不是犯人，也不會跑，要弄我去勞改也不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還沒開口，B作家的臉就像關嚴的鐵門，冷峻，無情，把我嚇回去了。我說聲「走吧！」就扛起行李。這行李三天前從東郊區F莊扛回來，還沒有打包呢，現在正好原包扛起來就走。原來倒霉竟這樣省事。
您問我怎麼給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問問您，為什麼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認為，別人都會比我更清楚我是怎麼會成為右派的。
從大鳴大放到整風反右，我根本沒有在單位。那時，我向我的單位戲曲學校請了「創作假」，住在上海親戚家裡埋頭寫劇本。忽然單位來電報，叫我速回，參加整風反右運動，我還對愛人笑著說：「整個大鳴大放，我都沒在單位，沒貼過一張大字報，沒對領導提過一條批評意見，這次無論怎麼樣也沒我的事了。」誰知回到單位的第二天開大會，一進會場我就傻了，一條大橫標寫著「徹底批判甲、乙、丙反黨集團大會」。甲是戲校校長，乙是副校長，丙是我。我當時是學校主管教學的業務科長。我再一聽，批判我的內容都是空的，除去嚇人的大帽子，就是聲色俱厲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說過一句反動的話，哪怕這話是你們胡編亂造的，也算叫我明明白白呀！
再告訴你一件，一九七九年——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後了，這真是「意識流」了。時間不連著，事情都連著。這時候，文革結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幹部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驚訝地對我說：「老實對你講，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納悶，憑著這些材料，怎麼會把你打成右派呢？」
他當時那驚訝的表情，連同他驚訝莫解的口氣，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
他把訂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給我看。呀，我驚呆了，這哪裡是什麼罪證和罪行錄，它居然完完全全是我給一些戲提的意見！藝術方面的意見呀！
我只問一句：「還有嗎？」
他說：「全在這兒了！」
這事如果輪到你，你會有什麼感受？如果說二十二年我受盡了苦難，但都不如這一擊來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為我打成右派的原因糊塗著。可現在一看，謎底竟是這樣！我不僅更糊塗，一瞬間好像對這世界一無所知了。
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接著剛才的話說。我愛人大年三十趕到母親那裡，母親對我的情況原來知道一點的。當她聽說我太忙，不能陪母親過年來了，母親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著，忽然抱著我愛人，娘倆失聲痛哭。從此我便沒有再見過母親。六〇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農場勞動，不准探望。直到母親故去，才叫我去兩天，可母親已是死人了。
不准看活著的母親，只准看死去的母親，這大概也算一種刑罰。
幸福不會帶來任何教益，苦難卻能改善人的性格，這是我最積極的生活體驗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衝動，還挺脆弱；現在變了，變得理性、靈活、看得開，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後者是後天的。比方前邊說的脆弱性，那就是對挫折和屈辱不能忍受，我表現得特別強烈，所以我幾次自殺，並且見於行動了。
我剛給打成右派時，給關在戲校一間儲藏室裡。我在學校一直是業務尖子，人緣也好，很有權威，可這時一些小孩子扒著窗子，像看猴子一樣看我，還往屋裡扔石子，啐唾沫，辱罵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裡空的，連剖靜脈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個法子，因為房子髒，我便放開一點窗子，讓蒼蠅飛進來，再打蒼蠅，然後一把一把地吞吃死蒼蠅，一天最多吃下幾百隻死蒼蠅，蒼蠅菌多，我想得霍亂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是，吃了這麼多死蒼蠅，卻毫無動靜……直到今天，我愛人也不知道我這樣自殺過。你是第一個知道的。我不願意她知道，因為這事情實在有點悲慘。
還有一次晚上十點鐘，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認我心裏邊都想過哪些「反動言論」。你說這是不是有點荒唐，「反動言論」，不是說的，而是想的。可是我不單沒說過，也沒想過呀。搞藝術的想的不就是藝術嗎？他們這一手真夠毒，弄不到言論，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論一樣了。B作家還嚇唬我說，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進公安局。我一聽，非常害怕，並覺得被抓起來會更受屈辱，便決心自殺。
轉天我買一瓶白酒，去S公園後邊的運河邊，那裡很荒涼。我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這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暈暈乎乎，一頭紮進河裡，一了百了。於是在河邊把一瓶酒全倒進肚子裡。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閻王爺仍舊拒絕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無醉意，反倒更加清醒，使勁擺腦袋，愈擺愈明白。這時候看到不遠地方有兩三個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殺不成，反落個「畏罪自殺」，「罪加一等」，便放棄自殺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這便是那個時代的荒唐。
從這次自殺未遂，我這人發生了變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門，就見B作家帶一幫人正等著我。見我就氣勢洶洶地問，幹什麼去了？嘴裡哪來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兒？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竟然衝他叫道：「我沒有反動言論，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這一叫，嚇了B作家一跳，也嚇了我愛人和我自己一跳。我怎麼會如此膽大包天？過後我愛人說我的嗓門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門還大。也許是酒精的放縱作用，也許是因為我剛剛從死亡那裡返回來，人變了。
在GG農場，有個NK大學的化學系學生，是個矮小文弱的女學生。她也是被劃為右派的。平時幾乎不說話，在農場的實驗室裡負責化驗。一天吃了氰化鉀，一下就完了。誰也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自殺，遺書也沒留下。農場對待這種事通常只用一句「想不開」了結。但這女學生的難友悄悄告訴我，她最近私下裡總說一句話：「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究竟具體指什麼，無人得知。我卻明白，她和我過去一樣，太脆弱，太自尊；她還不知道，在這種苦難面前，人只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變成一個「〇」，也就活下去了。如果你還認為自己是個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老實說，我能承受這種賤民生活，又是為了我的愛人。她大我六歲，我倆沒有孩子。她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組織培養對象。在我劃成右派後，人家勸她棄我另嫁。但她理也沒理，多少年來只靠著她那幾十塊錢養育我父母，貼補我，一切怨言怨語全部沒有。每隔一週，是GG農場允許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為我準備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點起床，拂曉時搭車，十點鐘到達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達GG農場。只為了撐死了總共二十分鐘的見面。見面在一間很大的筒形的房子裡，中間隔一排長長的矮桌，一邊是探望者，一邊是我們。見了面，說不了幾句話，她便把我的破的髒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趕班車，夜裡回到家。逢到颳風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著這可憐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能再有別的想法。我心裏只有一句話：放心吧，我為你活著！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活著，有時也很充實。
求知慾是知識份子的本能。我從小的習慣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獲得的知識，看看自己，各個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時發現今日一無所得，便惶然翻身起來找本書看，若有收穫，倒下再睡。
但到了農場後，不行了。這裡有規定，犯人之間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錢、訴苦、甚至講故事。一般犯人不會感到特別的難受，我卻覺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換了一種方式，天天晚上，閉上眼，把當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為一種難得的人生經驗，代替書本上知識，把這些視為變相的財富收穫。當然這祥做有時也會感到空茫。一次，我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它使我的精神生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GG農場為了加強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戲，叫我組織一些略通文藝的勞改犯編排小戲。為了寫好戲詞，給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舊的《新華辭典》。我就問管教人員：「我平時可以看看這本辭典嗎？」他說：「這個可以吧！」天呵，我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有空，便抱起這本辭典看，一字一辭，一頁一頁，從頭到尾，六年間我看了一遍半。《新華辭典》後邊的附錄部分還有各種歷史、地理、科學的知識，我就背誦，直背得滾瓜爛熟，好傢伙，簡直一部百科全書呢！肚子裡裝下一部字典，會有多大學問？這是不是因禍得福呀，倘若不是被關起來，禁絕讀其它一切書，我怎麼可能成本背誦辭典？可是等我出來後對人一說，朋友都大笑說：「這算什麼學問！」果然，過後能用上的東西並不多，日久天長，那些曾經背誦得精熟的，不知不覺都忘得一乾二淨。這時更覺得自己被徹頭徹尾地荒廢了。
在GG農場裡，勞教人員對我說：「你們文化局長怎麼跟你這麼過不去？你已經到這兒一年多了，又被開除了公職，按理說與文化局沒有關係了，為什麼你們局長又親自簽字，追送來一份材料，把你定為‘極右’？」
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們局長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領導下一個藝術學校的業務人員，地位相差懸殊。雖然他有點官僚架子，但每次見到他，待我都特別和氣，似乎還很賞識，究竟為什麼非把我置於死地，還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勞教期滿，GG農場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農場就硬把我的檔案送到文化局，又給我一個戶口條，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報戶口。但我到了文化局報到時，他們說，一，我是極右份子，應該再回到農場；二，他們沒見到我的檔案。我一聽就急了，去找檔案，農場、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說沒見到。沒有檔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的，生活也就沒有收入。從那時直到七九年，我總共十六年沒有工作，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無業遊民，靠老婆養著，整天無所事事。是呀，剛才說過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時，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檔案拿了出來。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我會告訴你的。哎，我這樣東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聽明白？
別看我沒有檔案，無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來，「十種人學習班」不要檔案，馬上把我弄進去。學習班並沒有學習，而是天天受批判，挨鬥，挨罵，挨打。
不過我的情況有點例外，一是他們認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沒有多少油水了，只是在斗資本家和現行反革命時，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來這些年當賤民的經歷，已經使我對付這些事非常有經驗了。我裝得極其老實，絕不刺激他們鬥爭的興趣，這就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慇勤、太積極、太主動，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動、太不以為然；既要擺出一種「有壓力」的樣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亂人捶」，這分寸把握得比演戲還難。那些年在GG農場練出來的本事，在這兒全用上了。我像個熟練的大廚師，把自己放在鍋裡炒，不能「生」也不能「糊」。我還有兩個優勢，一是我有文化，會寫毛筆字，凡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大小標語都由我來寫；二是我有輛破自行車，可以供紅衛兵們隨便使用，騎壞了，我修好，他們再騎。你別笑，那時候只要叫我幹事，我就感恩不盡了，可有個巴結他們的機會了。
在學習班中打人非常凶，紅衛兵很情緒化，高興打誰就打誰。大概唯獨我沒挨過打。我真得感激在GG農場那段賤民的生活！這叫「在苦難中學習對付苦難的本領」，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最近我在報上看到，有一位年輕人責問我們這些右派：「你們當時為什麼不站出來反抗他們？」我真想對他說，如果現在把你放在老虎籠子裡，你恐怕是第一個尿褲的吧！
不去譴責專制者，反而去譴責受難者，這真叫人有點擔憂。前兩年我不再擔心中國再有發生文革的可能，現在不了。樣板戲又唱起來了，毛主席又被尊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討個公道」了……當歷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來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寫這本書幹什麼？
整個文革期間，我就像個玩具。人家來了興趣時，也就是搞運動時，拿我耍一耍；玩膩了就丟一邊，沒人理，也沒人管。
六九年，鬧著針對蘇聯的備戰，大疏散。街道盾委會要把我遣送到安徽老家，實際上是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們想要，想分。但我們一家已經在上兩輩就離開安徽，老家沒根回不去。他們就想個辦法，以「幹部下放」為藉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區Z村，我算家屬隨遷。
我有在GG農場幹活的底子，幹活不吃力；農村搞運動也比較松，我反而愜意多了。常常躺在農場炕上看看閑書，門外有雞啼豬哼，窗前有鳥叫蟬鳴，雖是粗茶淡飯，更有菜清蔬香，此處豈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淵明乎？居然過上一小段田園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罷。
你說，這真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理想境界嗎？
七三年，又鬧著下放幹部返城，舉家回遷，我因為是「極右」的右派，報戶口又好費了一番周折；報上戶口，因為沒有檔案，仍是無業遊民。生活依靠愛人，唉，算個什麼男人呀，不殘不廢半輩子靠老婆活著。那些年又折騰得家裡一貧如洗。本來家裡也是物少書多。六八年十三大櫃子的古書被紅衛兵抄走，堆在學校地下室裡。這些書都是父親的寶貝，珍本善本自不必說，名貴碑帖不勝枚舉。地下室很潮，書多霉爛；而且地下室緊挨著廁所，古書紙軟，學生們上廁所就進來撕一疊當手紙用。書全毀了！什麼「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來的文革。斯文是什麼？是五千年文明嗎？你怎麼不想想，一個五千年文明的國家，為什麼下了文革這麼一個野蠻又荒唐的蛋來？
文革結束前的日子最難熬，那感覺真像文革沒完沒了要進行下去一樣，不是說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最長的麼？
當時鄧小平復出，政協開始恢復了一點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協知道我的情況，就叫我去幫忙，查資料，抄抄寫寫，跑跑腿，送個信兒，一個月給二十塊錢，總算做點有報酬的事了，心裏美滋滋。一天，騎車給人送信，看到新華書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三聯書店招人，三四千人報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為工作優秀被調到北京三聯的總店；後來搞三反五反時，燕京大學的老教師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聯書店推薦去燕京大學教書。那時只有二十六歲呀！誰年輕時不是躊躇滿志，胸懷遠大。但後來有的才淺力薄，停住了；有的自甘墮落，放棄了；可是我……我不正是興沖沖幹著自己的事業麼，到底為什麼被打翻下來？雖說反右是災難，但別人或是好提意見，禍從口出；或是積極參與，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自討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沒有沾一點邊呀，一張大字報沒貼，一句批評的話沒說，究竟是誰一把揪住我，把我扔進井裡，又丟下一塊石頭，再蓋上蓋兒，把我搞得這麼慘，也把我愛人搞得這麼慘，我卻一直給蒙在鼓裡。想著想著，我再騎不動車了，把車靠在道邊，坐下來，捂著臉嗚嗚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現在要問你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想了許久，我想這可能是我悲劇的根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觀，任憑自己的想像，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悶在肚子裡。今天請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說得簡單明白些——
當年我們戲校校長是甲，兼任文化局黨組成員，文化局長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黨組副書記，他倆有矛盾。甲校長有才氣，說話尖銳苛刻，A作家怵甲校長，更擔心這個強有力的對手與他爭權，便藉著反右一下把甲校長置於死地。為了加大打擊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一位副校長硬捏成一個反黨集團。我一點右派言論也沒有，又整不出什麼東西來，便把我在藝術方面的意見當做反黨材料，而且為了徹底打垮甲校長，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對我落井投石，增加一個「極右」的罪名……你別只看著我，我這分析對不對？你說呀，要不你點點頭或搖搖頭也行……唉！其實你點頭或搖頭能管什麼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全過去了，今年我都過七十歲了……
有時我希望把一切弄個水落石出，死也死個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誰下的這一刀就行了；可有時，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這佯，我不成為人家權力鬥爭一個可憐的犧牲品嗎？人只有一輩子，我這輩子豈不是人家打架時隨手拋在臭水坑裡的一個石子兒？憑什麼我這麼慘？想到這裡，我真想再一次自殺！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麼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說亂了。
那時我正忙著為自己落實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別看A作家在反右時不可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殘，正拄著枴杖在路邊晒太陽。他見了我，抬手招呼我。我停下自行車過去。我們已經十多年沒見了。他全無當年的神采，已然是一個衰弱無助的老年人。
他問我：「你現在情況怎麼樣？」
我說我正在辦落實政策。
他問我需不需要幫助。
我搖搖頭，心想他現在也是需要幫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誠懇地對我說：「我對不起你。」
我又搖搖頭說：「這都是過去的事，您也別記著了。」我告別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誠懇他說：「我非常非常地對不起你。」
這叫我說什麼呢？
前不久，B作家也託人帶信給我，說他不好意思見我，但他要對我說聲：「對不起！」帶信的人說，B作家還強調他是十分鄭重的。
說實話，當我聽到這誠懇的、發自心底的道歉時，我心頭一熱，真有點感動。搞藝術的人嘛！總是這樣愛感動和讓感動所矇蔽，可是等我靜下來，看著我那年近八十、飽經磨難、早已熬白了頭髮的愛人，就忽然想氣沖沖地對他們說：
「你們這一句‘對不起’，就能了結我們這二十二年嗎？」
換句話說：「我們這二十二年的苦難，難道就是為了你們這一句‘對不起’嗎？」
上帝從來沒說懺悔可以洗清罪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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