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新計畫經濟論的要害何在？(圖)

計畫經濟的實質不是數據經濟，而是權力經濟。（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17年6月13日訊】最近商界風聲鶴唳，大佬們都噤若寒蟬，唯獨馬雲一如既往，不時對商事、政事、國事和世界大事發表高見。前些天有朋友轉來一個「馬雲舌戰經濟學家，計畫經濟論再起風雲」的帖子，令我深感興趣。馬雲的觀點是，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要重新定義，萬物互聯的時代，人類獲取數據的能力遠遠超過人的想像，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將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大數據會讓市場變得更加聰明，讓計畫和預判成為可能，所以，計畫經濟將會越來越大。

馬雲的這番高論迅速引來了經濟學家們的集體反駁，錢穎一、吳敬璉和張維迎這三位著名經濟學家分別在不同場合對馬雲的新計畫經濟論予以批評。錢穎一認為，20世紀全球經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類嘗試用計畫經濟來取代市場經濟，希望創造效率更高同時分配更加公平的經濟運行機制，但這個實驗完全歸於失敗，中國經濟的成功是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一個突出例子。吳敬璉認為，東歐經濟學曾一直致力於探索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即通過計畫經濟來模擬市場，根據市場供求來定價，以期達到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相同的效果，而東歐的計畫經濟實踐證明，這個計畫模擬市場的理論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張維迎認為，大數據的出現可能會使計畫經濟重新變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錯誤在於，基於數據的決策只是科學決策，而不是企業家的決策，企業家必須看到知識和數據背後的、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企業家的決策一定是超越數據的。

經濟學家們從歷史、理論和現實三個方面來批駁馬雲的新計畫經濟論，論據是充分的，但從現有的報導來看，我認為似乎並沒有擊中馬雲的要害。我在給我這位朋友的微信中說：計畫經濟的實質不是數據經濟，而是權力經濟，對於馬雲，不能指望通過單純的經濟學理論和以往的經驗來駁倒他，他是在拿未來說事，這個爭論就好像是老年人和年輕人的爭論，人們總是把希望寄託於年輕人，爭論的出發點錯了，這是我說的沒有擊中他要害的意思。

那麼，馬雲新計畫經濟論的要害是什麼呢？要害就在於，不管是以前的東歐經濟學家通過理論計算來實現計畫經濟，還是現在的馬雲通過掌握大數據來實現計畫經濟，計畫經濟都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模式或經濟運行機制，計畫經濟是一個完整的制度安排，和它相關聯的制度性要素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按勞分配、階級和階級鬥爭，沒有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撐，計畫經濟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因此，離開特定的制度安排來談論計畫經濟的得失，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

計畫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同義語，這樣一個制度設計是來源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和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展望。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危機在於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根本性矛盾，由此導致了社會化大生產總是處在無計畫狀態中，而生產無計畫的直接後果是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就是生產過剩危機。馬克思為克服這個危機所提供的理論方案是：發動暴力革命，剝奪剝奪者，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用計畫經濟安排社會化大生產，在此基礎上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過渡。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看上去是非常的完美，生產資料和財富歸全民所有，生產按計畫進行，產品按勞動或需要分配，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最後是沒有國家，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這樣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的美好藍圖，按說應該深受勞動人民的歡迎，但在馬克思的祖國——德國，代表大多數工人階級利益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875年通過的黨綱中，卻根本不接受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既沒有談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也沒有談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恩格斯語），而是奉行了一條被馬克思恩格斯斥之為拉薩爾機會主義的思想路線。這條思想路線是主張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國家政權，不是消滅私有制而是以社會所有制的方式改造私有制。

對於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這樣一個完全背離了共產主義思想的黨綱，馬克思表現得極其憤怒，當即寫下了《哥達綱領批判》這篇重要文獻，就是在這篇文獻中，馬克思集中闡述了關於共產主義兩個階段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但耐人尋味的是，這篇文獻直至16年之後，也即是在1891年——馬克思去世8年之後，才由恩格斯公開發表。這時，德國的工人運動在社會民主工黨的領導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是在德國，而且是在整個歐洲，領導工人運動的第二國際完全是由社會民主工黨所支配，馬克思主義基本上退出了歐洲的政治舞臺，共產主義被當做烏托邦從工人運動中清除出去了。恩格斯在這個新的歷史潮流中也不得不開始有所反省，他在晚年認識到，共產主義「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就在發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的同一年，恩格斯從股份公司這一資本主義新的所有制形式中看到，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且也沒有了無計畫性。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面前，恩格斯多少意識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剝奪剝奪者，消滅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計畫經濟的宏偉藍圖，根本就不可能在歐洲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實現。

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遭遇了挫折，卻在俄國取得了重大進展，列寧斯大林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運動從馬克思的思想資源中，集中吸取了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相關論述，並在取得政權之後徹底消滅了私有制，以國家的名義建立了公有制的兩種形態——國家所有制和集體農莊所有制，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鎮壓一切反對勢力，實行了國家機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而國家控制經濟的方式就是實行計畫經濟。在計畫經濟的制度安排下，社會的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指令性計畫來進行，沒有任何市場調節。所以說，計畫經濟就是一種權力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的一種制度安排。

蘇聯領導人原來一直堅信，社會主義一定能夠戰勝資本主義，計畫經濟一定比市場經濟更優越、更有效、更公平，但在蘇聯模式存在的70年時間裏，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非但沒有表現出它比市場經濟更大的優越性，反而是在實際的運行中一日不如一日，既無效率，也無公平；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卻在經歷了無數次的經濟危機之後日趨成熟，它從根本上推動了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蘇聯模式的最後崩潰，宣告了一黨執政模式的破產，也宣告了計畫經濟制度的徹底破產。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人類根本不可能通過計畫、理性計算、數據化處理的方式來進行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計畫經濟作為權力經濟的一種方式，從根本上束縛了人的創造性和發展動能。

如果說蘇聯基於它原有的工業化水平實行的是一種比較「精緻」的計畫經濟，那麼，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實行的則是一種「粗陋」的計畫經濟。大凡上了40幾歲的中國人，對這種粗陋的計畫經濟肯定是有切身感受，那時沒有數據概念，有的是票據，票據之多，覆蓋了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糧票、肉票、油票、布票到糞票，幾乎應有盡有。國家通過發放票據的方式來對國民經濟實行計畫管理，計畫管理的全面性甚至超過了蘇聯，國家既管物的生產，也管人的生產——實行計畫生育制度，兩種生產完全由國家計畫統一管理，中國做到了登峰造極。

計畫經濟在中國實行了20多年，結果是百業凋敝，民不聊生，生產和生活資料長期處於短缺，社會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如果中國在文革結束之後不是實行改革開放，及時向市場經濟轉軌，而是繼續堅持計畫經濟制度，毫無疑問，中國必定重蹈蘇聯的覆轍。有幸的是，中國進行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激發了社會的巨大活力，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引發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包括創造出像馬雲領導的阿里巴巴這樣的巨型企業，這在計畫經濟時代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事情。

在坐享了市場經濟的種種紅利之後，馬雲現在又開始重新緬懷計畫經濟的好處，這僅僅是基於對數據化管理的信念？還是說有更深層的利益考量？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成績巨大，同時問題也是巨多。成績是來源於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問題則是來自於市場經濟在缺失法治的條件下向權貴經濟的轉化，相當一部分權貴經濟是從原有的計畫經濟變異而來，權貴集團通過權力部門的壟斷、管控和影響來掌握各種經濟資源，並通過市場經濟渠道「合法」地攫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馬雲現在重提計畫經濟，無疑是想繼續做大做強自己的企業，而數據化的計畫管理顯然是更有利於他的企業所取得的壟斷地位。

馬雲解釋了他的新計畫經濟和蘇聯的計畫經濟以及中國實行過的計畫經濟的區別，他認為通過數據化管理可以摸到市場經濟這隻無形的手，也就是說，只要摸到了市場經濟這隻無形的手，就可以用計算機來取代市場對資源進行最優配置。很顯然，馬雲的新計畫經濟論不過是蘭格經濟學的一個升級版。在蘭格時代，人類收集和處理數據的能力尚停留在人工計算的層面，而在大數據時代，人類藉助於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的確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掌握數據和處理數據的能力。但數據化水平的提高並不意味著是由計算機來掌控經濟，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最終還是被掌控在由人所控制的數據部門中。如果這個部門僅僅存在於阿里巴巴，為阿里巴巴所用，它或許會大幅度地提高阿里巴巴的經營管理水平；但這個部門如果是國家的一個新的權力部門，類似於一個新的計畫委員會，那麼，它一定會成為一個新的管制機器，成為一種新的權力經濟。

重要的話要說三遍，計畫經濟的實質不是科學計算，不是數據化管理，更不是一個超越利益的和價值中立的計算機控制系統；計畫經濟的實質在於，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權力經濟，是國家支配一切經濟資源和經濟組織的權力控制系統。如同公有制名義上是人民所有，而實際上是國家代表人民所有，當國家代表人民所有時，實際掌控國家的人就成了真正的所有者。以人民的名義，以計畫的名義，最後一定是以國家的名義，以權力的名義。

馬雲在鼓吹他的新計畫經濟論之前，已經在國家的政法機構做了一個數據化管理的報告，聽眾涉及上百萬的國家政法人員，報告的效果和影響是可以估量出來的。他的新計畫經濟能否摸到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尚未可知，但他一定是已經摸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一個掌握了龐大的社會資源的政府，用它的有形之手一旦又掌握了強大的數據化處理能力，這樣的計畫經濟會給中國帶來何種後果，也是完全可以估量出來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