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稱其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有許多「優良傳統」，其中之一便是所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特別強調「不拿群眾一針線」，「買賣價錢要公平，公買公賣不許逞霸道」。
大量歷史事實表明，中共的宣傳只是愚民的謊言。實際上，中共靠打家劫舍，「打土豪、分田地」起家，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土匪。
中共以殘忍的打家劫舍、勒索綁票等方式「籌款」起家。
中共工農紅軍四方面軍政治部主編的《籌款須知》便曝出紅軍有一套土匪黑社會式的周密籌款辦法： 精密調查當地富豪或商人，勒索綁架其人，再以燒房殺人恐嚇其親屬，催促逼迫他們繳納巨額贖金，少繳或不繳就撕票殺人。
即使被綁架者的親友已經繳納了巨金，貪得無厭的紅軍一旦認為被綁的富豪商人還有油水可榨，就會採用最後一招再加勒索金：「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抬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一個。」（中共紅四方面軍《籌款須知》）
林彪親信吳法憲在回憶錄裡就曝出紅軍逃亡到藏民區時白吃白拿：「所有的部隊都一樣，見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裡的東西吃光，既不給錢，也不留條子。」有人說，那個時候吃了藏民的東西，有的留了錢，有的留了借條。「不過據我所知，絕大多數情況都不是這樣的，因為即使想留錢，我們那時候也沒多少錢。有的人倒是留了條子，說是以後還，可誰都明白，這是‘老虎借豬，一借不還’。以後，那是什麼時候啊！後來有的乾脆連條子也不留了。哪裡還還，不可能還了。
據陳再道回憶：1947年劉伯承鄧小平進入大別山，「從商城南下時就開始籌措布匹，見到布店和有布的富家就借布，留下字據把布拿走，說明以後憑藉條如數付款。糧食也開借條，有的用打土豪的方法開倉取糧。部隊抽出不少幹部去借布、借糧。」
2005年，大陸《金華日報》的一篇報導說：湖南汝城胡運海在維修其祖父胡四德遺留下來的三間老土坯房時，發現屋角的牆縫裡藏有一張彭德懷第三軍團事務長葉祖令寫的借條：「向胡四德借稻穀103擔，生豬3頭，約503市斤，雞12只。」於是，中共市、縣兩級舉行了一個替當年紅軍兌現借條的儀式。按現價折算，由縣民政局老區辦向胡四德的唯一繼承人、58歲的單身漢胡運海歸還1.5萬元人民幣。
一擔穀子，按照標準計量，可是100斤，103擔稻穀就是1萬300斤。別說還有生豬三頭等其他東西，時隔整整七十年之久，只還給人家1.5萬元人民幣，這便是中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強調的「買賣價錢要公平，公買公賣不許逞霸道」。
難怪有人譏諷中共：所謂的秋毫無犯，就是白吃白喝以後給老百姓留下匪軍自己印的錢票子——借條，實是變相搶劫。不僅收借條的老百姓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兌現，連隨意寫借條的共匪人員都不知道。
大陸百姓梁啟超拿出中共游擊隊借8根金條5千大洋的借條。（網路圖片）
2013年，廣東江門市一位叫梁啟超（與歷史名人重名）的市民向《南方都市報》爆料：他最近在修葺老屋時發現一張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的老借條：「今借到大井頭村鴻文三姐白米共三十八擔（石）七十斤、大洋伍仟圓、金條八支，每支一兩。待勝利後由當地縣政府償還，付息二分。建議將鴻文三姐以革命家庭看待，其後人須保護及照顧。此據在償還之日終結。」署名是「新鶴人民抗日游擊三中隊李兆培」，時間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梁啟超將此事反映到蓬江區民政局，該局稱中共沒有政策無法兌現，建議他將借條捐給國家。
還有一例：1947年8月，中共東江游擊隊向博羅縣公莊鎮黃觀榮借了兩支步槍一支手槍，250顆子彈，還有1,000多斤糧食和兩頭豬。游擊隊中隊長李漢輝給黃家寫了張收據，並註明「打出江山來算賬」。 近70年來，這張收據一直保存完好，黃家人一直找機會兌現，卻至今無果。
以上實例充分說明，共產黨自起家開始，就是勒索搶劫老百姓的流氓土匪無賴，是黑社會團夥。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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