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第一名相房玄齡。（網路圖片）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北）人，他是唐太宗貞觀年間的十八學士之一，也是大唐帝國的開國宰相。房玄齡博覽經史，工書善文，18歲時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隋末天下大亂，房玄齡在渭北投奔秦王李世民之後，為秦王參謀劃策，典管書記，李世民每平定一地，別人爭著求取珍玩，他卻首先為秦王幕府收羅人才。李世民稱讚說：「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我今有齡，猶禹也。」在各地征戰中，房玄齡作為秦王府的記室，撰寫了不少軍書、表奏，他的文章「文約理足」，又快又好，深得唐高祖李淵的賞識。因房玄齡善謀，而杜如晦處事果斷，因此人稱「房謀杜斷」。後世皆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杜」。
唐朝武德九年（626年），他參與玄武門之變，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並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房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三年（629年）二月為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貞觀十一年（637年）封梁國公；貞觀十六年（642年）七月進位司空，仍綜理朝政。《新唐書》對他的評價是：「房玄齡執掌國政時，夙興夜寐，恭勤自強，一心為公，盡心竭力，不願使一物失所。他為人無嫉妒之心，聞人有善，如同己有。熟悉精通吏事，而以文雅加以修飾，審議規定法令，其意務為寬平。不以己之所長要求別人，任用人才不求全責備，雖卑賤之人也能盡其所能。有時因事受責，必叩頭請罪，謹慎畏懼，就像無地自容一樣。」（注1）由於房玄齡對唐太宗忠心耿耿，當時君臣上下對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大事或難以解決的事都要隨時詢問他。貞觀七年（633），唐太宗將任命一名關內道的黜陟使（代表朝廷去地方檢察不法的官吏），就親自向房玄齡請教。由此可見房玄齡在貞觀一朝所受尊敬的程度。群臣對房玄齡評價也很高，貞觀時與魏徵同時號為諫臣的王珪，就曾對唐太宗評價房玄齡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
房玄齡曾受詔重撰《晉書》。唐太宗征高句麗時，他留守京師。唐貞觀二十二年七月廿四癸卯日（648年8月18日），房玄齡病逝，諡文昭，配享太宗廟廷。李世民稱讚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他輔佐太宗，總領百司，為相近二十年，深得李世民信任。他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選人才不求全責備，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李世民曾評價說，貞觀之前輔佐之功以房玄齡第一，貞觀之後以魏徵第一。
秦王府出謀滅隱患 玄武門除逆建大功
房玄齡在秦王府任職十多年，經常主持文書方面的工作，每當起草軍事文書、章奏表駁，馬一停下就寫成了，文詞簡練事理周詳，完全不打草稿。唐高祖李淵曾對侍臣說：「這人處理事情很懂分寸，完全能夠委以重任。每當為世民陳述事理，一定符合我的心意，相距一千多里，如同當面講話一樣。」（注2）
在大唐王朝的創建過程中，天策上將李世民立下了汗馬功勞，無論太原起兵、進軍長安，還是東征西討，削平群雄，他都立下了赫赫戰功。唐高祖李淵對李世民的才幹也非常賞識。在太原起兵時，他曾面許李世民：「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太子李建成見李世民功德最高，產生了猜忌。李世民有一次到李建成那裡吃東西，發現中毒後，回到自己府中，秦王府頓時全府震驚，卻又無法處理這個問題。
具有銳敏眼光的房玄齡，對這個事態的發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裏十分著急，因此對長孫無忌說：「如今仇怨已經結成，禍患一觸即發，社會上論辯爭吵紛擾不安，有人心懷叛變意圖。事變一旦發生，大亂必然興起，這不只殃及秦王府，只怕恰恰會顛覆國家政權。面臨這種局勢，怎能不深謀遠慮呀！我有一個主意，不如仿效魯周公姬旦誅殺、流放叛亂的管叔、蔡叔來輔佐成王姬誦的做法，對外使得天下太平，對內使得朝廷安定，以禮儀孝敬侍奉太上皇帝。古人說過，‘為了國家大事不能顧及個人小節’。喪失國家政權和舍棄個人生命名聲，哪種損失重大？」（注3）長孫無忌當時也有同樣的感受和憂慮，就把房玄齡的話告訴了李世民。但是，李世民念及兄弟之情仍然猶豫不定。
此時李建成與李元吉為了除掉李世民，第一步策略就是徹底清除李世民身邊的人，他先用收買、拉攏的辦法想將秦王府的勇將謀臣都拉過去，沒有獲得成功；繼而又在李淵面前多次中傷、挑撥。其實李建成內心最忌恨的就是李世民最親近、看重的謀士房玄齡和杜如晦。結果，李淵不知虛實，偏聽偏信，竟然下令把房玄齡、杜如晦逐出秦王府。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邊境。按慣例，這種場合大都由李世民督軍禦敵。但此時，李建成卻提議由李元吉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權。同時，李元吉還徵調秦王府將領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前往，藉此把秦王府的精兵抓到自己手中。計畫事成之後再來謀殺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後，立即召集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侯君集等人商儀。尉遲敬德說：「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齡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潛入秦府，共同議事。李世民召來房玄齡說：「我們正面臨危險，跡象已經露出來了，怎麼辦？」房玄齡回答說：「國家政權受到威脅，現在和古代有何不同。假如不是聖明的國君，就不能使國家安定。您的功德高於天大於地，應當君臨天下，這是上天的幫助，不是靠人強求的。」（注4）經過周密的策劃，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門設下伏兵，射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門之變」的成功。
「玄武門之變」後，李淵把軍國大事完全委託給李世民處理，並立李世民為太子。李世民拜房玄齡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齡為中書令，當上了宰相。
大唐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繪圖：看中國）
挑選賢才盡心盡責 修改法令寬簡刑政
唐武德九年八月，李淵傳帝位給李世民。李世民改年號為貞觀，並對群臣論功行賞，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貞觀三年（629年）二月，房玄齡改任左僕射。唐初的左右僕射就是宰相。唐太宗曾對房玄齡說：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房玄齡是一位卓越的實幹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級官員被陸續薦舉給朝廷。他擔任宰相後，首先裁減大量的冗員。
根據唐太宗的詔令，房玄齡在貞觀初年對在職官員進行大量裁併，全國根據地理位置的劃分，設十道。這是貞觀初年全國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齡不僅果斷地裁去大量冗員，且能因才授任、選賢任能。早在秦王府時，房玄齡就發現杜如晦聰明識達，有佐王之才。因此就向李世民推薦：「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說：「爾不言，幾失此人矣！」從此，李世民開始重用杜如晦。後來果然證實，杜如晦輔佐太宗，功勛卓著。
房玄齡選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薦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優異。房玄齡本人則為官清廉，生活儉樸，竭心奉公，「每當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齡稱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當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兼領太子右衛軍，又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甚為器重。薛收是個卓有文才的讀書人，經房玄齡的推薦，為唐太宗所任用。太宗召見，「問以經略」，薛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時的檄文和捷報，大多出於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33歲。唐太宗悲嘆地對房玄齡說：「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今處之。」
房玄齡選才，不以求全來選人，不用自己的長處來要求他人，根據他人的才能任用，不因他人的地位卑賤而排斥。張亮是個貧寒人士，「素寒賤，以農為業」，而且張亮膽氣不足，無將帥之才，房玄齡卻只用其長，「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對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齡認為不合適的，也不苟用。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太宗要拜李緯為吏部尚書，想聽聽房玄齡的意見。房玄齡「但雲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齡的意思，便改變了原來的計畫。改任李緯為洛州刺史。（注5）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吏治清明，去冗員，對唐朝政治、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無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唐太宗即位之後，還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議修訂法律。鑒於隋朝「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滅亡」的教訓，在太原起兵時，李淵父子即「布寬大之令」。入長安後，為了取得民心，約法十二條：「惟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余並蠲除之。」李淵稱帝后，曾制定「武德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唐太宗主張寬簡刑政，審慎法令。他在貞觀元年對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房玄齡等人根據唐太宗的旨意修訂成的唐代法律，即《貞觀律》，共有四個部分，即律、今、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國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戶籍婚喪，都有極其詳密的規範。令是對各種制度的規定。如《戶令》是對戶籍和婚姻制度的規定，《田令》是對土地制度的規定。「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彙編，百官的職責範圍。由房玄齡等人在貞觀十一年刪定武德以來敕格七百條為《貞觀格》，共有十八卷，頒行天下。「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種行政法規，國家機關辦事的章程、條例。房玄齡等制定的《貞觀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寬緩的方面，僅與隋律相比《貞觀律》減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徒刑者七十一條。在官犯法，只奪官除名，仍同仕伍。
房玄齡考慮到舊律的刑重，「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斷毀肢體令房玄齡等再議。王珪、蕭瑀等人認為改死刑為斷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寬，而房玄齡主張再行放寬，他認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決定將斷趾改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房玄齡還改變了舊律中因謀反罪而兄弟連坐得俱死的法律，規定為「反叛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設。惡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死刑和古代相比，幾乎去掉一大半。至於削煩去蠹，變重為輕，更是不可勝記。
後來，長孫無忌對《唐律》作了具體說明，編成《唐律疏議》一書，此書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部較為完備的法典。此外，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詔令房玄齡等禮官學士修改隋禮，最後完成《貞觀新禮》一百三十八篇，這是唐代禮制的基礎之作。
足智多謀善於諍諫 深思熟慮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大唐帝國與周邊小國之間面臨著極為複雜的民族關係問題，房玄齡在民族政策上，也顯示了他深思熟慮的外交能力。他的基本思路是結好各民族，以減少衝突。
貞觀十六年（624年），雄踞漠北的東突厥薛延陀部實力較強，太宗曾封其酋長夷南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覆無常，出爾反爾，唐太宗派兵聯合突厥的一部給以致命的打擊之後，真珠可汗派人來唐求婚，但唐太宗對薛延陀並不放心。房玄齡此時權衡利弊，認為和親為上策。理由是大亂之後，國家元氣尚待恢復，用兵於國不利。唐太宗採納了房玄齡的意見，答應許以第十五個女兒新興公主，但要求「厚納聘禮」，親自到靈州迎親。從而使薛延陀部歸順了唐朝，避免了一場戰爭。
唐朝初年，朝鮮半島由三個國家所組成。西半部的叫百濟，中部的叫新羅，北部的叫高麗，三國均遣使與唐朝來往。其中以高麗最為強大，它佔有漢江流域和遼東平原。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曾發兵三十萬，大舉進攻高麗而未能取勝；隋煬帝也曾三次征高麗，結果都大敗而歸，並引起了農民大起義，走上了滅國之路。貞觀十六年，高麗發生內亂，大臣蓋蘇文弒其君，獨專國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預，但房玄齡以為不可。他對唐太宗說：「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強凌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他又以歷史為鑒，勸諫唐太宗：「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唐太宗接受了意見，便中止了這次行動。
後來，高麗聯合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求救。唐太宗雖派人勸說，然而，高麗不從。於是，太宗決定御駕親征遼東，命令房玄齡留守京城，寫下手諭說：「您擔當如同漢王劉邦的丞相蕭何留守關中一樣的重任，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戰車裝備，軍隊糧餉，都委託他安排發送。（注6）房玄齡多次對太宗說不能輕敵，要特別警惕小心。房玄齡雖然沒有強烈勸阻唐太宗東征，但他始終放心不下。唐太宗這次親征高麗，雖然暫時取得了一些勝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頑強抵抗，只能屯兵廣安東城下。此時正值隆冬嚴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以久留，且糧食將盡，於是，唐太宗決定班師回京。
房玄齡善謀，而杜如晦處事果斷，因此人稱「房謀杜斷」。（網路圖片）
對於征伐高麗的挫折，唐太宗當然不甘心，還想舉兵東征。此時房玄齡已年老多病，但他出於憂國之心、宰相之責，毅然上書，勸諫唐太宗。他說： 「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他引用老子的話：「知足不辱，知之不殆」來勸導唐太宗。他還說：「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房玄齡認為，高麗的內亂是他們內部的事，他們並沒有得罪唐，而唐王朝的出兵「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唐太宗對房玄齡的懇切之言深為感動。
房玄齡不僅力諫勿征高麗，還力諫勿用平庸之輩，以及進諫減少民族衝突、改善與周邊諸國的關係，日後都證明了他有先見之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房玄齡的進諫反映了他善于思謀，考慮後果的特點。
鞠躬盡瘁奉詔著書立說 勤奮督導曠世巨作傳世
貞觀十六年(642年)，房玄齡與高士廉等人合作編寫成《文思博要》一書，唐太宗賞賜非常豐厚。他被提升為司空，仍然統管朝廷政務，主持編撰本朝歷史。房玄齡呈表直言請求辭職，太宗派遣使者對他說：「西漢張良辭讓官職，東漢竇融謝絕榮譽，自己警惕‘水盈則溢，月滿則虧’的規律，能夠知難而進、激流勇退，善於見好就收、知足常樂，前人傳為美談。您也仿效前賢先哲，實在應該讚美。不過朝廷多年重用您，一旦突然沒有了您這樣的賢相，就像失去了兩條臂膀。您如果身體還好，就別再這樣辭讓了。」房玄齡只得作罷。
貞觀十七年(643年)，房玄齡與司徒長孫無忌等人繪了肖像陳列在為表彰功臣而建造的凌煙閣，為他寫的讚詞說：「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才學兼擅文章書法，韜略至於出神入化。擔任官職謹守節操，事奉國君忘掉自家)。」高宗李治當時是東宮太子，房玄齡兼任太子太傅，仍然執掌門下省的政務，繼續主持編撰本朝歷史。不久由於完成了《高祖、太宗實錄》的撰寫任務，朝廷頒發玉璽封記的文書嘉獎，賞賜絲綢一千五百段。（注7）那年，房玄齡因繼母去世離職回家守孝，太宗特地命令用昭陵墓地安葬他的繼母。沒過多久，又召回他官復原職。
此後，房玄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接受詔令重新編寫《晉書》，於是奏明太宗調來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和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盞、太子舍人李義府和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擔收集記錄工作，以臧榮緒主編的《晉書》為藍本，參考其他各種版本，很是詳盡嚴密。然而修史官員大多是善於作文吟詩的文人，喜愛收集奇異怪誕的瑣事，以擴大宣揚新奇的人物事件；寫的評論文字，一味追求華麗，不講忠於事實，因此遭到有學識的人的批評。只有李淳風很懂天文曆法，善於寫作，他寫的《天文志》、《律歷志》、《五行志》，最值得一讀。太宗親自撰寫了《宣帝論》、《武帝論》以及《陸機論》、《王羲之論》，因此全書署為「御撰」。到貞觀二十年(646年)，全書編寫成功，共一百三十卷，詔令藏到宮廷收藏珍稀書籍的秘府，按照等級給編撰人員賞賜獎品提陞官職。
房玄齡不僅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唐太宗任命房玄齡為史書的總監修，開創了了官修史書的先河，為此還專門成立了史館。在總監修房玄齡的指導下，官修史書盛況空前。貞觀期間，一共修撰史書八種，即令孤德芬木和岑文本合修的《周書》、李白藥修的《北齊書》、姚思廉編撰的《梁書》和《陳書》、魏徵編撰的《隋書》。在中國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佔了三分之一，其貢獻之大，有目共睹。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病重，唐太宗派名醫為其醫治，每日供給御膳，還親臨探望，當握手敘別時，不勝悲痛。七月，房玄齡與世長辭，終年70歲。唐太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冊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文昭，陪葬昭陵。（注8）
注1．《新唐書．房玄齡傳》：玄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注2.《舊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
注3.《資治通鑒》：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
注4.《資治通鑒》：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讚也，願大王勿疑！」
注5.《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一》：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雲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為當時准的如此。
注6.《舊唐書．房玄齡傳》：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後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委令處分發遣。
注7.《舊唐書．房玄齡傳》：高宗居春宮，加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
注8.《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一》：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并州都督，諡曰文昭，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
主要參考文獻：
劉昫等，《舊唐書》，後晉
吳兢，《貞觀政要》，唐
房玄齡等，《晉書》，唐
王溥，《唐會要》，宋
歐陽脩等，《新唐書》，宋
司馬光等編，《資治通鑒》，宋
惜秋，《隋唐風雲人物》，現代
王壽男，《隋唐史》，現代
傅樂成，《隋唐五代史》，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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