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困北京時(圖)
霧霾中的北京城（圖片來源：人物； 攝影：余志沖，孫亦野）
【看中國2016年10月22日訊】一年一度，我們以此文提示，凜冬將至。
懸浮在空氣中的大量污染物阻礙了光線的傳遞，從空中望去，北京城像是個蒙著一層黃光的蒸籠。當能見度低於800米時，跑道燈亦失去應有之效，面對漆黑地面，有30多年飛行經驗的飛行員陳戈先生只得發出復飛指令，加大油門將載員177人的「空中客車」A321重新拉起，在附近城市尋找氣象條件更好的機場降落。在最近幾年裡，他已經這麼干了至少3次，同期首都機場因霧霾延誤、取消或轉場的航班至少有1682架次。說句實話，此處已是一個相當危險的降落之地，讓陳先生這樣的老飛行員在冬季少飛幾趟北京，甚至成了他所在航空公司的隱形福利。
10月28日這次重霧霾天氣，北京至少有31條路段陷入癱瘓，路面能見度最好時也不超過2公里，最差時只有200米。這晚9點，一位悲傷的司機先生將電話打進北京交通廣播電臺的演播廳，稱自己快哭了，因為霧太大看不清紅綠燈，連闖了四五個，這該咋辦？主持人安慰他：「沒事，霧大，照不清你的車牌號。」但調節緊張氣氛的玩笑，總會被簡訊平台上蜂擁而來的事故播報打斷。在2個小時裡，這樣的情景至少發生了18次。擁堵狀況一直到晚上9點多鐘才有所好轉，可別高興得太早，這一天，市政當局首次啟動了空氣污染藍色預警，這意味著第二天的霧霾與擁堵會同樣嚴重。
位於北京豐臺區的城市照明監控指揮中心，工作人員要在霧霾天裡控制城六區的241124盞路燈。今年1月到10月，路燈提前開啟了149次，延後關閉了132次，一共為這座深陷黑暗的城市多帶來了近66小時的光亮。11月2日是他們最近一次因為霧霾而延遲關燈，早上6點12分，市區多處路段能見度仍不足百米，值班人員時春才先後發布了兩次延遲口令，原本應於此時熄滅的路燈多亮了20分鐘。
密實的懸浮顆粒對於光線來說就像堵牆。能見度下降到3米時，這座城市裡的超過46.4萬個可以橫向旋轉360度和豎向移動180度的攝像頭全成了瞎子——在一堵「牆」跟前再怎麼轉都是徒勞。如果有恐怖份子趁霧霾天發動襲擊怎麼辦？中國政府要求一個軍事團隊和一個民間團隊在4年內找到解決辦法，由於眾多技術難題，接手學者紛紛表示壓力巨大，結果如何，或許只有老天知曉。
連衛星信號都對污染物無能為力。長跑愛好者王靖先生在運動時，通常戴著一塊具有測速、測距、計時功能的GPS手錶，晴天時它搜索衛星定位只需要10秒鐘，在9月一次能見度小於50米的霧霾天裡奔跑時，王靖整整等待了5分鐘，這塊手錶還是沒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一天，北京城上空1000米範圍內，空氣中懸浮著的5042.4噸污染物質（這幾乎相當於1000只成年非洲像的總重量），是造成他的手錶失靈以及跑步結束後咳出一口黑痰的罪魁禍首。
鴿子是證明霧霾對生物呼吸系統造成嚴重影響的最佳例證，這種氣囊發達、進行雙重呼吸的鳥類，相比地面活動的人類會吸入更多有毒有害物質。今年10月的一場信鴿比賽恰逢霧霾天，2600羽參賽鴿大多失蹤，只有不到500羽艱難飛回，真可謂出類拔萃之輩。和失蹤鴿子同樣倒霉的還有來自美國的女爵士歌手佩蒂．奧斯汀小姐，這位格萊美獲獎歌手來北京後再沒能止住咳嗽——她的呼吸道嚴重感染引發了哮喘，原定於10月18日在北京的演出只得取消。
2013年，北京市民在霧霾中迎來新的一年。1月份僅有5天不是霧霾天。北京兒童醫院在7天內平均每日接待了3000個呼吸道感染的兒童，其中不少於900人通過霧化治療方式潔淨了氣管。最嚴重時，北京封閉了10多條高速公路中的6條。首都機場11個小時內共取消航班49架次，至少8000名乘客在聽到停飛廣播後，哀嘆著湧向退票處和改簽處。京津城際5趟列車停運，京滬線以Z開頭的5次列車均晚點2小時20分鐘以上。
如果要寫一部中國空氣污染史，北京的2013年1月12日將是一個歷史性時刻。當天23點，西直門北交通污染監測點PM2.5實時濃度值跳躍到了恐怖的993，這個前所未有的數字是中國計畫於3年後實施的空氣質量標準下限的28.4倍，若與1997年確立的美國國家標準相比，將擴大為66.2倍。空氣中至少3萬種成分（包括有機物、硫酸鹽、硝酸鹽、銨鹽、碳以及鉛、鋅、砷、鎘、銅等微量金屬元素）高密度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讓外國人一下飛機就問：「北京在燒什麼東西？」
空氣污染敗壞了北京乃至中國在世界上的名聲。每隔幾個月，來自北京的霧霾都會像一塊灰白色的飛毯落在1440公里外的日本南部城市福岡，該市市長不得不考慮採取限制幼兒園、托兒所室外活動等措施。禮數週全的韓國人曾在2007年送給中國上萬棵樹苗，希望中國把樹種在沙漠旁阻擋黃沙（沙塵亦是污染顆粒來源之一），中國人接受了這個禮物，但最終把樹種在了自己的高速公路旁。
「北京城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機場候機廳裡的吸菸室。」一家著名美國報紙這樣寫道。「這裡的空氣簡直是一個笑話。我明年真的該考慮一下是否要來參賽了。」職業網球大滿貫雙打亞軍林德斯泰德先生幾乎喪失風度地說。他向媒體描述了在今年9到10月持續14天的中網比賽期間，起床時如何頭暈，訓練中如何喘了一個小時的粗氣，以及晚上掏鼻子時，紙巾竟令人髮指地變成黑色。
外國人為深受其害的北京空氣發明瞭很多專屬名詞。「北京咳」（「Beijing Cough」）被用來指代來了北京就咳，走了就自然消失的症狀。2008年1月，有醫生資質的英國人理查德．史密斯來到北京之後，以精確到小時的細節描述自己每10分鐘發作一次，每次持續90秒的咳嗽。這個詞和北京烤鴨一道被寫進了「北京旅遊指南」之類的小冊子，作為外國人來華必備生活常識。意為「末日空氣」的單詞「airpocalypse」和「airmageddon」也是在今年1月PM2.5指數爆表之時為北京而造。它們是由表示「世界末日」的apocalypse和armageddon兩個單詞演化而來。不得不在這裡居住生活的外國人，苦中作樂地把北京稱為「Grey-jing」（灰京）或者「Beige-jing」（棕京）。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將北京的宜居指數定為4.5，接近最糟糕的5。與去年上半年同期相比，今年有6萬來北京遊玩的外國人選擇不在這個城市住宿。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北京列入了「艱苦地區」名單，被派遣至此的員工可以享受「危險津貼」，美國大使館也為其駐京員工提供了約其工資總額15%的艱苦地區補貼，這意味著在北京工作的危險係數誇張地與阿富汗、伊拉克、奈及利亞等政治不穩定地區相提並論。
「如果要在9．11事件後廢墟中心周圍的空氣與今年年初北京的空氣之間做出選擇，你們會選誰？」《大西洋月刊》向美國多位公共健康領域的專家拋出了這樣的問題。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物理及大氣科學名譽教授托馬斯．A.卡希爾就是這樣一位寧願呼吸世貿中心廢墟之上的空氣，而不給北京一點面子的先生。「北京瀰漫著真正令人討厭的東西：汞、鉛、鎘。」他說。
不瞭解空氣污染危害的早些年，北京市民驕傲的自尊心屢屢被來自空氣標準更好國家的客人冒犯。2008年8月，來京參加奧運的4個美國自行車運動員蒙著黑色口罩走下飛機。「驢子才戴口罩。」中國網民憤怒地指責說。男子馬拉松世界記錄保持者衣索比亞選手格佈雷西拉西耶先生曾拒絕來北京參賽，他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無意冒犯中國人民，「但不想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
「綠色和平」志願者鐘峪女士的實驗，證明格先生的拒絕頗有道理。2012年，她背著一部被稱為「機器肺」的設備，跑完了北京馬拉松。機器肺以一分鐘4升的速度（這與正常人類呼吸時吸入的空氣體積相同）抽取空氣中每立方米153微克的PM2.5污染顆粒，6小時7分鐘後，共抽取了5605微克，讓設備內自帶的純白色的濾膜變成了灰黃色。「簡直想死。」鐘女士瀕臨崩潰地說，「你能聯想到你那天的肺就是這個顏色。」就在同一天，有中國媒體打出了「馬拉松選手不懼京城霧霾」的標題，稱讚參賽者們具有體育精神。
一些研究報告指出，霧霾與死亡率之間的關聯越來越強。發表於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評估》顯示，在中國人的死亡可能性中，室外空氣是順數第四位殺手。這一年在中國，室外空氣顆粒物污染（主要指PM2.5）導致120萬人過早死亡，這個數字相當於北京市西城區常住人口的數量；造成超過2500萬健康生命年的損失，平攤到13億人頭上，每人要少活7天。根據「綠色和平」提供的數據，2011年，京津冀區域196個燃煤電廠貢獻的PM2.5污染，已經導致近2000個北京居民提早死亡。
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霧霾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北京市中心為圓點，劃一個半徑為100公里的圓形，圈內的各種工廠2010年總共燒掉了5700萬噸煤，如果把這些煤壘成一個底邊長為757米的正方形金字塔，它的高度將和1個國貿三期（北京的最高建築，330米）加3個天安門城樓摞起來相當。
在北京，機動車是PM2.5第一貢獻者，油品質量低劣是最重要的原因。一輛小汽車在北京馬路上行駛時排放出的PM2.5顆粒，抵得上15輛歐盟標準汽車的排放量之和，一輛污染更嚴重的柴油大貨車則抵得上100輛，它們在夜間12點後偷偷進入北京市區，通常在凌晨3點左右將整個城市的PM2.5濃度拉至峰值，最高時的濃度是白天的3至5倍。
這個擁有2019萬人口的超大城市，有4萬多家餐館與660.1萬戶人家的廚房，每年噴向空中的油煙含有2.9萬噸PM2.5顆粒，這其中自然也不能漏掉密佈城市各處的近萬個露天燒烤攤。比如中國傳媒大學西門外一家燒烤店的老闆王先生，儘管其生性謹慎不願留名，但收入著實不菲，最多時一個月能賺到21780元。正常光景下，每天下午4點，王先生會準時將木炭放進兩米長的烤爐，點燃後冒出嗆人白煙。平均每天，他至少能賣出羊肉串800串，雞胗、雞心、雞脆骨等共200串，烤饅頭片60串，烤韭菜、烤豆角、烤蘑菇等瓜果蔬菜各20份，為此得燒掉6箱近40公斤重的木炭。
中國官員在不同場合開始遭遇關於空氣的質問與指責，人們常常忽略了他們同為糟糕空氣受害者的身份。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被問到環境立法問題時回答說，自己每天早上拉開窗簾都要看一下當天有沒有霧霾，「我家也有兩個口罩，我女兒一個，我一個。」央視主持人董倩在談話節目中問北京市環保局大氣處處長於建華是否知道「北京咳」：「你們搞環保的人，聽到這個詞刺激嗎？」「不管起什麼名字，這反映北京市空氣質量目前還沒有達到國家水平。」這位官員誠實地回答，只是語氣聽起來似乎顯得保守了些。
中國政府正試圖顯示自己治理空氣的決心，把PM2.5納入監控體系，並在全市架起35個監測點。2013年1月30日，按照《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日應急方案》的規定，周邊103家化工、建材、冶金等企業首次停工停產。位於北郊馬池口鎮的北京水泥廠一個直徑4米、長60米的回轉窯在2分鐘內停止了轉動，燃煤隨之減少500噸，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至少減少了一半。
政府的每一項措施都波及廣泛。清潔工楊少傑先生平日以每週6天、每天10個小時的節奏，打掃著朝陽區國貿地區一段約2.3公里長的街區，政府每天多補貼給他15元，作為他比其他住在這裡的居民呼吸更差的空氣的補償。如果發布空氣污染黃色預警，楊先生當天就得遲一個小時下班，為此他能夠再多賺9元錢。
在距離北京200多公里的河北唐山白官屯鎮工業區裡經營一家麵食店的肖先生，也是無辜受害者之一。因為大多數鋼鐵廠都處於停工狀態，工人解散，他的麵食店生意凋零，不再自製包子、饅頭和花卷，只能給零散客人下點麵條，賺點零錢，苦苦等待北風吹走霧霾，工廠開工，工人再度光顧。
西北風如今是北京擺脫霧霾糾纏的唯一指望。空氣質量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全仰仗那陣風刮得是否賣力。如果西北風以每秒8米的速度掠過北京西北郊延慶區海拔1253米的佛爺頂，進入中心城區，霧霾在不到兩個小時內就能迅速消失。1月底持續一週的霧霾，便是由31日夜間刮起的4級偏北風出手解決。
但人人心中都明白，靠天辦事是件攤手無奈之舉，起碼目前看來，能夠採取的措施都收效甚微。2009年6月1日開始，北京市民盧為薇和範濤每天拍攝一張北京的天空。一年內，他們數出了180個藍天。可盧女士說，如果把整個拍攝計畫推遲3年，現在的數字「應該會讓每個人都很難堪」。
一個名為「全國空氣質量指數」的手機App，如今已經擁有240萬用戶。焦慮的北京居民每天啟動查看它158400次。在最恐怖的1月12日之後，13日當天，有58000人第一次下載並使用了它。那個霧霾不散的一週裡，它在App商店總榜中上升了106個位次，位居第二。現在，它平均每天的下載量穩定在4000次左右。
躲到空氣好的地方是很多人的第一直覺。市民李浩先生和他的兒子躲進國家圖書館兒童館，父子倆無所事事，3個小時看完了20卷每捲至少124頁的漫畫《烏龍院》。崇文小學將升旗儀式改到體育館內舉行，為了在長達46秒的國歌放完前正好升到頂，垂直懸掛的旗幟在有限的高度內極其緩慢地上升。還沒有一個權威的數據來說明有多少人因為霧霾而離開北京生活，這個群體已被稱為「避塵一代」，比如鐘峪女士就向她工作了10年的「綠色和平」組織遞交了辭職信，離開北京去廣州生活，辭職理由一欄空空蕩蕩，只留了一句話，「再也忍受不了北京的空氣了」。
集體性恐懼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可某電視臺工程師李宇任先生似乎總能和它擦肩而過。實際上，他在4月份起就沒打開過任何一扇窗的家裡過得相當愜意。在空氣已經達到優良級別的室內，58歲的李先生每天都對著發球機左右開弓擊打2000次乒乓球，並在40平方米的客廳中一邊勻速緩慢地滑輪滑，一邊看央視新聞。
他親手為自己178平方米的住宅捯飭好了一套空氣淨化系統，包括4臺空氣淨化機、2臺有淨化功能的加濕器、一臺攜帶型空氣質量監測儀、一臺手持式二氧化碳測試儀、一套他原創的空氣淨化系統，這總共花費了他兩年時間和約30000元錢。如果家裡斷電，所有機器停止工作時該怎麼辦？「防毒面具啊。」這位樂觀的先生笑嘻嘻地不知從哪兒掏出了一個雙濾盒硅膠半面防毒口罩。
某電視臺工程師李宇任在家中自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空氣過濾系統，這花費了他兩年時間和大約30000元錢。
嗅覺靈敏者趁霧霾抓住商機，賺取不菲利潤。證券市場出現了PM2.5概念股，1月初霧霾嚴重時，數隻相關股票出現多天漲停，精明的股民們總結了規律，趁天氣晴朗時逢低買入，趁霧霾天升值時拋出，只是並非每次都奏效。海信集團新研發的去除PM2.5顆粒的高端空調，雖價格高昂，售價從8000元至18000元不等，但2012年10月推出後至今，在北京市場已售出超過3000臺。寶潔公司已經賣出了30萬個標價為321元的白色潔面儀，這款儀器號稱擁有2萬根直徑80微米的刷毛，能以1分鐘300轉的速度深入女士們面部直徑180微米的毛孔，功效是普通潔面儀的4倍。在廣告文案上，他們引用文件指出PM2.5與女性額頭和臉頰部位色斑的相關性，「潔面也要與時俱進。」其中一句廣告語說。
綠盾PM2.5口罩的生產商趙丹青先生在2012年4月製造出了第100萬個口罩，這只是他經營此類商品的頭半年，因為業務增長太快，此時他甚至沒來得及為自己的團隊配齊銷售人員。當年9月底開賣至今，趙先生宣稱已售出至少300萬個口罩，每10個中就有3個發往北京，其中包括北京市公安系統為路面警察購買的15萬個。在北京的霧霾達到橙色以上級別時，綠盾淘寶旗艦店的銷售額會成幾何級數增長。1月PM2.5頻頻爆表之時，每日的銷售額從平日的10萬元增長到40萬元。經理張傑的3隻手機曾在72小時內晝夜不間斷地響起，他要回答和解決顧客的所有問題，其中包括一通12點半來的急電，對方說：「買的時候沒想好，所以現在想換個顏色。」趙先生目前最頭疼的是如何對付至少100家山寨自己產品的公司，更遠一點的規劃則出人意料——希望綠盾品牌早日從市場上消失。他擰著眉毛說：「因為我們自己天天也在吸毒啊。」
有藝術家若是指望奇趣荒誕的靈感，霧霾將賜予他們這類古怪的獎賞。退休軍官倪衡金是一個攝影愛好者，他本想拍攝一組北京雕塑公園內的雕塑，自製為2014年的日曆。霧霾令其突發奇想，準備上10個醫用一次性口罩，沿公園西邊步行一圈，遇到的雕像無論動物還是人像，他都親手為之戴上，並拍照留念。享受到倪先生關懷的雕像包括一條狗、兩個機器人、一對吹嗩吶的孩童，以及「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先生，達爾文、亞里士多德等先生就沒這麼好運，因為腦袋太大，倪先生努力多次均宣告失敗。「連雕像都戴口罩了，這霧霾該多嚴重啊。」倪先生自娛自樂道。
來自英國倫敦的裝置藝術家麥特．霍普先生已在北京生活了6年，去年年底，他花了一週時間，在工作室裡打造出一輛「會呼吸的自行車」，部件包括一輛從沃爾瑪200塊錢買到的「阿波羅」牌自行車、一部小型發電機組、一個工業變壓器、一條消毒導管、一個戰鬥機飛行員呼吸面具、一個摩托車頭盔以及一個宜家垃圾桶，這個裝置的原理類似於原始的工業除塵裝置，100年前就被用於清潔發電廠煙囪裡的煙灰，在下雨天騎它出門有觸電而死的風險。
3月份的一個霧霾天，霍普先生全副武裝地騎著看起來神氣、實則沒多大用處的自行車，在北京的馬路上顫顫巍巍兜了半個小時。圍觀的中國人對這輛車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紛紛問在哪兒能買。還有人建議他將車改進一番，沒準兒能投入量產。「Stupid！（愚蠢！）」—這是他的口頭禪，這個英國人憤懣地說，「我們真正該做的是把空氣變乾淨。」
「無霧之洞」則是荷蘭藝術設計師丹．羅斯格德的狂想。遠在數萬里外的荷蘭人看起來挺操心北京的空氣，他設計了一套名為「煙霧」的空氣清潔系統，其原理是將銅線圈埋於地下，通電後城市上空將形成靜電場，吸附空氣中的污染顆粒。這位想像力豐富的先生宣稱，自己已成功在一個5×5米大小充滿模擬霧霾的房間裡，造出了一個體積1立方米的清潔空洞，「如果北京也願意這麼來一下，人們就能重新在洞中看到太陽。」他頗為自負地說。
在一定意義上，這個充滿詩意的「無霧之洞」，正象徵著北京這座在霧霾中困頓掙扎的超級大都市。它就像一個吸附了希望、絕望、樂觀、幻想、貪婪、驚慌、無奈、恐懼、無懼等種種情緒的水泥洞穴，內裡擠滿了官員、企業家、演員、體育明星、藝術家、環保人士和絕大多數普通人，無需問你身在何處，從事何種職業，收入多少，階層高低，都必須正視霧霾頑固存在且一視同仁這一事實。不論結局如何，這場人類製造出來的致命污染物與傲慢無知的製造者之間的纏鬥，都將在經歷過這個時代的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記，並永存後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