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我為啥沒有把對父母的槍口抬高一寸
文革開始的1966年，我17歲，讀高中一年級。
家裡兄、弟、妹妹4個，哥哥和我上師大一附中高中，弟弟和妹妹讀師大二附中初中。這兩個學校有不少西北局、省委和軍隊的幹部子弟，西安的紅衛兵就發起在這兩個學校。
1966年8月，我所在的班上成立了紅衛兵。我屬於不紅不黑的（有人稱其「灰五類」），沒有資格加入紅衛兵，但也不像「黑五類」那樣挨整。一個和我關係不錯的紅衛兵找我談話，詳細地問了我父母和家裡的社會關係，我老實地告訴了我所知道的父母歷史和現狀，還說，父親所在的中心醫院已經給父親貼大字報了。
這個紅衛兵就提出去醫院看大字報，他說，如果你父親的大字報沒有大問題，你還是可以加入紅衛兵的。
一個炎熱的午後，這位紅衛兵和我來到中心醫院。醫院飯廳里拉著一根根繩子，上面掛滿了大字報，但整個飯廳空蕩蕩的，沒有幾個人。我和紅衛兵一張一張地看著給父親的大字報，印象中，父親的大字報不多，內容大多是揭發父親提拔、重用一些有問題的人。其中一篇說，父親因為姓張，所以親近、重用姓張的人，還舉了三四個人的名字，這三四個人都只寫名、不提姓，其中一個是「爾蒼」，我看了心裏想笑。其實，這個「爾蒼」全名叫章爾蒼，是著名的口腔科教授，和我家多年鄰居。
我一邊看大字報一邊忐忑：「千萬不要碰上父親」。但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在大字報狹小的廊道裡，偏偏和父親劈面相遇。父親也很意外，問你來幹什麼？看大字報。看誰的大字報？看你的。我硬著頭皮回答。這時，父親看到了那個穿著軍裝、戴著袖章的同學。他沒有再說什麼，轉身離去。
事後在家裡，我向父親解釋了這一行的原因和經過，父親認真聽完，還是什麼也沒有說。
過了幾天，在我的提議下，我們兄弟三人真正地造了父母的反。
那是一個陰沉沉的上午，在家裡。我們買來了寫大字報的白紙，我寫好稿子，內容是揭發、批判父母與反動敵人外公、外婆不劃清界限，甚至縱容、包庇外公、外婆繼續剝削。
在我們兄弟幾個眼裡，當時在老家管制勞動的外公和外婆是不折不扣的階級敵人。外公有兩頂帽子：地主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外婆有一頂帽子：地主分子。我在稿子裡還拋出了一個殺手鐧，就是家裡存放著外公、外婆的定息存單，這是父母縱容外公、外婆繼續剝削的鐵證。
小時候，隱隱約約知道，外公在西安創辦有正誼書店和印書館，地點在西大街，舅舅還帶我去過。當時的定息存單，可能就是這一企業被公私合營後，國家每年支付給外公的固定息率存單。
弟弟用毛筆抄寫著大字報，快結束時母親下班回家了。看著家裡桌子、地上鋪著的一河灘大字報，母親緊張地問：你們寫什麼？我答道：給你和爸爸的大字報。什麼內容？揭發你們包庇外公、外婆。
我永遠忘不了當時的那一刻，母親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刷白，慢慢地又變成青灰。她渾身顫抖著看完大字報，帶著哭腔對我們說：那是你爺爺、奶奶放在咱家的。我錯了，我改，我現在就改，大字報不貼出去行不行？
說真的，我的心軟了一下，對這個不想抵抗、也毫無抵抗能力的弱者產生了憐憫。我敢肯定，我們兄弟三個如果再硬一句，母親一定會馬上跪在我們面前。但同時，另一個聲音在心裏大聲說：這是偉大導師列寧最鄙棄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要脫胎換骨地和自己的階級決裂，要革命，要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一邊！
我和哥哥、弟弟互相看了看，我對母親說：你把定息單拿來。母親走到她和父親的臥室，用鑰匙打開衣櫃上層的抽屜鎖（這是家裡唯一上鎖的地方），拿出了定息單。我們兄弟三個好奇並認真地看了這張萬惡的剝削罪證。四指寬的定息單上好像寫著外婆的名字（公私合營時，外公的身份是南京大學一級教授，外婆是家庭婦女，定息單上的名字自然是外婆了），國家核實的私股股額僅有一千元左右，每年支付的定息只有四五十元，使我在稍感安慰的同時，也略微有些失望：剝削得也不是那麼多嘛！
我和哥哥、弟弟又一次地互相看了看。我對母親說：把它燒了。用的是不容商量的近乎命令的口氣。在我的心裏，竟然自欺欺人地認為，燒掉定息單，外公、外婆剝削的罪行，連同父親、母親包庇他們的罪行，就可以從地球上消失了。
母親好像猛地鬆了一口氣，一點也沒有猶豫地說：燒吧。我當場拿來火柴，在煙灰缸裡點燃了定息單，4個人看著它在火苗裡扭曲成黑色的蝴蝶，母親的臉也稍稍有了一點血色。
接下來，母親不出聲，眼睛看著小桌上的大字報和底稿，她是在等待我們兌現諾言。我們三個把大字報和底稿撕碎、揉成團。大家看了母親一眼，又把揉成團的大字報和底稿展開，拿到廚房的水池裡點燃，再打開水龍頭，將紙灰沖走。
接下來的幾天，大家見面都不說話。母親幾次偷偷地看我們，但我們都迴避著母親的目光，不敢看母親。
不出所料，過了幾天，醫院的造反派就給母親貼了大字報，罪狀是 「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反動學術權威」。
接著，我們兄弟加妹妹四個，又造了一次反。
還是在家裡。當著哥哥、弟弟、妹妹的面，我給老家的外公、外婆寫了一封信。信中義正言辭地批判了他們的罪行，宣布從此和他們劃清界限、斷絕一切關係，最後嚴正警告他們，以後不許到家裡來，不許找父母，不許給父母寫信，不許問父母要錢、要東西。我記得，信中的口氣是豪情萬丈、大氣凜然，對外公、外婆都是直呼其名，不加稱呼，一兩頁的信裡，除過沒有罵娘、罵豬、罵狗的粗口外，用盡了當時能想到的最革命、最嚴厲、最無情的詞句。
信寫好了，我們四個簽了名，也動員母親簽了名。
當時，我幼稚地認為，只要全家和外公、外婆斷絕了關係，母親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罪狀，就會減輕一些。
動員父親簽名時遭遇到了抵抗。父親幾句話就戳穿了我們這掩耳盜鈴的把戲。他說：一個蘿蔔兩頭切，你政治上劃清了界限，經濟上又沾了光。做人不能這樣。
信寄了出去。我們都不去想，居住在老家低矮土坯房裡的外公、外婆，怎樣顫抖著戴上老花鏡，去看四個外孫、外孫女寫給他們的唯一的一封信。
8月下旬，「破四舊」開始了。醫院的紅衛兵宣布，各家，特別是有問題的家，自己先檢查清理出家裡的「四舊」，幾天後，紅衛兵要去挨家檢查。
我和弟弟從學校回來，用了兩天時間，把家裡三間屋子翻箱倒櫃地翻了一遍，把認定的「四舊」找出來，靠牆堆放在靠大門的過道裡，有近一人高。這些「四舊」主要是爺爺留下的幾十函光緒和民國初年版的線裝書，有整套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張文襄公文稿」、「張文襄公電稿」、「清詩別裁集」等等，還有四百多張京劇唱片、葉訪樵、康師堯等畫家的字畫、清代的名人扇面、爺爺留下的禮帽、母親的高跟鞋等。
後來聽母親說，幾天後，來家的紅衛兵把家裡又細細地搜了一遍，甚至還打開近一人高的台式留聲機的扇門，把留聲機音箱外蒙著的屏布都卸了下來，看裡面是否藏著東西。最後，拉走的「四舊」有三四架子車，是醫院裡抄出「四舊」最多的一家。
事後，父親多次提到他最喜愛的那四百多張唱片，我也多次想過，那幾幅字畫、扇面可以轉移藏起來，禮帽和高跟鞋不拿出來說不定也能過關，但在當時，對於「破四舊」，家裡的態度是一致的。
發生在1966年8月的這一造反事件要加兩個註釋：一，在學校，這四個中學生都是學業優秀的好學生。二，他們的父母既是醫生，也是教師。兩千年來，這兩種人從事著中國最乾淨的職業，是社會良心和道德的最後承載者。從專業角度看，父親和母親都是優秀的。
整整五十年過去了。
再一次想起妻子多次說過的「你罵毛，你骨子裡就是毛」（紅著臉在心裏承認：中的。中國人誰不是毛？特別是男人）、「你當時可以當逍遙派呀」。該認真地問一下，在當時，自己為什麼沒有把槍口抬高一寸。
在那個八月，我可以找一個理由，不去中心醫院看父親的大字報……，我可以不寫那篇大字報（揭發父母的大字報很多，都沒有提到定息存單的事）……，我可以不給外公、外婆寫那封信……，我可以不那麼積極地找出家裡的「四舊」……；在學校裡，我可以稍微「逍遙」一些，不那麼積極地批鬥老師，甚至於打老師、打同學，在兩派武鬥中衝鋒陷陣。
甚至，在那個八月的一個晚上，握著已經好久沒有握過的父母的手，聽一聽他們的苦惱……；和哥哥、弟弟騎上自行車，去並不是很遠的渭河邊的老家，看一眼年邁的外公、外婆……。
文革以後的許多年，心底裡頑強地隱藏著種種為自己辯解的理由，幾乎成為了一種本能。
我辯解，當時的追求是單純的、是理想主義的、是非物質的，這是實話。當時，自己是一個堅定的毛思想原教旨主義者，發自內心地崇拜毛，真誠地相信「繼續革命」理論。當時，毛如果讓我死，我真的會去死。1971年初，在農村插隊，聽到陳伯達被打倒，曾經想過為陳自殺。甚至在1976年8月（不是10月），自己還在工廠當工人，寫了一首詩，最後一句是「十載猶憶八一八」，感嘆文革的夭折和革命的死亡。
但是，自己不願意承認，在心中最深層，被崇高、無私、利他主義包裹著的是愚昧、狹隘、怯懦和自私。8月，紅衛兵、血統論興起，自己被踢出文革主流（小學六年和初中三年，自己都是好學生和班幹部），陷入了深深的恐懼，懼怕被孤立、被邊沿化，被革命洪流拋棄。班上的紅衛兵抄了西安市東大街一個資本家的家，挖地三尺找出了金條，打死了資本家老兩口，自己很羨慕、嚮往他們有這種權利。在學校，我厭倦了批鬥「反動」、「右派」老師時一邊倒的勝利，我希望遭遇抵抗，甚至盼望「敵人」反駁一句，瞪自己一眼，從而激怒自己，激發起對「敵人」的仇恨，使自己有一個顯示革命的機會。當時，夢寐以求的是革命身份的確認，靠常識，我明白革命身份與榮譽、物質密切相關。
五十年後的今天，有人說文革又開始了，有人說文革從來就沒有真正地結束。我想說：惡魔，一千年以後也會有，我們能做到的是：識別惡魔、拒絕惡魔，不讓惡魔附體，再去幹傷害親人、同學、老師和一切「敵人」的事。
五十年後的今天，我想念我的父親、母親。子欲養而親不在，子欲訴而親不知。爸爸、媽媽，我好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