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受過許多傳統文化的影響，雖然沒有誓言成就什麼大事，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理念真的置入我的頭腦。在大海航行和長江行船一生的父親，以及為家庭和十幾個兒女操勞一生的母親，都稱得上是從善如流的長輩，激濁揚清，嫉惡好善的好人。在他們教養下，幾十年來我一直走在言行若一，情貌相符的路上。雖然頑皮卻不做惡事，不妨礙大體。讀到高中，我才有清晰的「必讀大學」的志向，立志讀萬卷書將來做一個對得起父母，對社會有用之才。那時候社會氛圍不如今天複雜、紛繁、多元，所以臨考上大學還不知道自己適合學什麼專業。「服從分配」屬於時髦，「走著瞧」是真實。接到入學通知書後，我的思想變化很大。苦思冥想過努力學習和鑽研現代科學知識。來到大學，我在圖書館「心理學」類的書庫房和開架旁，足足待了兩天，這兒摸摸，那兒翻翻，若數家珍，其樂無窮！
到系裡報到後，我趕忙到系辦查看「心理學專業」一年級課程設置和師資力量。我又高興又驚訝！《心理學概論》由楊教授主講，還配了兩名助教。楊教授是陝西省府谷縣人。1935年以優異成績高中畢業，在老師們集資支持下，到北京投考大學。先後就讀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攻讀心理學。因家境清苦，他常常靠打工掙錢賺取生活費，艱苦條件使他更加刻苦學習，成績非常優秀。在西南聯⼤獲得檀香山奬學金，這份殊榮每次只發給兩名學生，文理科各一名。理科獎被唐敖慶摘得（中國著名化學家，原吉林大學校長），文科獲獎人就是楊教授。他先後任教授於白沙女子師範學院、南昌國立中正大學、重慶大學、西北大學等院校。1950年攜妻子（心理學家）到這所大學任教。他著作豐盛，教書育人，他是學生景仰和熱愛的老師。可是，這位全國著名的心理學家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撤消一切職務，由教授降為資料員。「文革」期間在農村勞動改造，在偏僻小山村一待就是四年，回校後又被迫「退休」。1983年6月2日，敬愛的楊教授病逝。
就是這位著名心理學家，給我們僅僅上了半年課就離開了講臺，被政治運動打入「另冊」。對整個國家心理學建設損失重大，對我本人，老師的恩德耿耿難忘，感激莫名。若不是政治運動，我們定會獲得更多的知識、治學和為人之道。
孫教授畢業於東北大學生物系本科，哈爾濱醫科大學研究生畢業，為我們開設《高級神經活動學》即「巴甫洛夫學説」。這是一門威廉亚洲官网 科學成就講座式課程。在當時的中國獨此一家。為我們打開人的大腦的秘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系裡還為我們開設《西方心理學史》，由留學美國的朱教授任課。可以説，他的課程給我們打開了西方心理學產生和發展的大門，讓我們好似進入這座知識的殿堂，任意遨遊。雖然不久後被當權者把大門緊緊關閉，可這殿堂的燈壁輝煌早已照亮了我們的心扉。朱教授也遭受暴政迫害，但學生感激之忱，義薄雲天。
此外，根據我的愛好，我選修了音樂系的樂理（可以有資格進琴房彈鋼琴）和體育學院的「體育運動心理學」。我在近一年的大學生活和學習中意氣昂揚，風姿俊朗。雖然我少有與同班同學接觸，但我鑽進書海，心懷醇厚，高情若雲，十分快樂！
可惜，好景不常。「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微子》）政治生態好似雲呈兵陣，風送殺聲似的。我的大學也逃不過「多劫」，不斷地塵沙飛起，殺氣騰騰。老師們成了「國家的敵人」，學生們還有「課堂」嗎？知名的教授、「第一線的老師」紛紛打成「右派」，課無人開了，教室就關閉了！？
記得一停就是兩月，三月；不是一天到晚「大批判」，就是學《人民日報》社論。
讓我永久反感的是我們系全體師生走出課堂，到東北農村開展「百日革命」。響應「團中央」的所謂號召：《關於在學生中提倡勤工儉學的決定》，一面勞動，一面讀書。1958年新年，大學領導決定打破常規，沒有放假回家去過團圓節，支援農業，參加水利建設，到市郊無名河畔參加修水庫的大會戰。那大躍進年代，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新年過後，3月又掀起反浪費反保守的鳴放辯論整改高潮。黨內開展整風運動，黨外開展知識份子向黨交心的自我革命運動。在學生中開展「紅專問題大辯論」。「運動」片面強調政治挂帥，把紅與專的關係對立起來，認為讀書、鑽研業務是「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只「專」不「紅」。許多學生被扣上走「白專道路」的帽子，受到各種不同的處分。（我逃過一劫。因為不上課了，我不是去音樂系就是上體育館，或者看「閑書」。成為「不愛學習的學生」？！）
（未完待續）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