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多事之秋的四川文壇
三，小樓相聚之禍
煙濛濛，霧濛濛，小樓一亱禍重重。
記得李煜有《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就是這首詞，使皇帝趙光義借用賜「美酒」祝壽，而殺了李煜。想不到800多年後，我們為「匈牙利裴多芬俱樂部」一語，數人鋃鐺入獄，甚而命見閻王。
在五天的省文代會議上，我結識了不少朋友，茜子、丘原、遙攀、流沙河，對流的印象特好。他剛從北京學成歸來不乆，在會上作了專題發言。我一直仰慕他的才華，遠在1951年在駟馬鄉水碾河村土改時，就在《川西農民報》上讀到他和茜子合寫的連載小說《牛角灣》，後又知道這個小說在報上受批判，說它「不真實，歪曲生活，醜化了農民形象「，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東西。去年（1955年）我還在《四川文藝》上讀過他新寫的一個短篇《窗》，認為這篇小說構思新穎奇巧，給人不少想像空間。現在我們再不是讀者和作者的關係，是平等身份的文友。在這些新朋友中只有我和流沙河是團員，在政治上追求進步。此時茜子已結婚，愛人叫陳秉先，很漂亮，是一所中學的校花。他們家住在距文聯和報社交叉地帶的寬巷子街，一座小院的樓上有兩間房子。他常邀我去他家作客聊天，每去都碰上丘原。茜子和丘原關係一直很好，近近難兄難弟，無論體驗生活與挨整都在一起後又加入了流沙河，形成了一個「文藝小沙龍」。
茜子，又名陳謙，本名黃獅威，四川內江人，出身於書香世家，母親是地方上有名的書法家，父親曾任過國民黨軍官訓練團的團長，後迂居金堂縣城關鎮，自幼與流沙河要好，1949年兩人攻讀於四川大學，與邱原是同學。三人思想「激進左傾」，常在報上寫文章嘲罵國民黨。茜子曾嘲罵囯民黨獨裁專橫下的中國是「家家朱門，戶戶餓殍」。1950年春三人均投筆從戎「獻身革命」，離開四川大學，率先參軍，後被西戎（《呂梁英雄傳》作者）發現了他們的創作才華，紛紛調入川西區軍管會文藝處（四川文聯前身）。茜子先後與西戎合寫了較有影響的作品《秀女翻身記》。1953年並省，三人同時轉入四川省文聯，邱原、流沙河在創作輔導部，茜子出任《草地》文藝月刋編輯。
茜子生性直率，情感多於理智，嘴上從不加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是個典型的「文士風流大不拘」的人物，愛人陳秉先稱他是「莽子」。
邱原是文聯創作輔導部電影組組長，很有創作才華，無論小說、詩歌、散文都在行。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青蛙少年》正在《草地》上連載，文筆十分不錯。從外表看他像個山東壯漢，身材魁梧，大頭大臉，喜于思考，一雙閃灼的眼睛似乎能看到三尺厚地下所埋藏的東西，那直達耳腮青乎乎的胡楂又勾勒出男人特有的陽剛之氣。其實他是個道道地地的成都人，一個有獨立見解、從不人云亦云的文士，言談舉止雖比茜子理智，但也是個性情中人。
流沙河本名余勛坦，是個天生的作家胎坯，但性格怯懦，有點膽小怕亊。他父親是地方上的袍哥大爺，還當過國民政府初級政權的鎮長，中共執政後「鎮反」中被殺。他們三人不僅是同窗好友，還是趣味相投的至交，但在共產黨階級鬥爭的熔爐裡，一個時候卻互為仇敵。主要是在1955年「機關肅反」中流沙河曾作為「打虎」極積分子看管過両人，直到省文代會前才和解，當然是流沙河一句「對不起」的致歉。這些恩恩怨怨的往事都是茜子後來告我的。
我們四人性格各異，思想品德也不相同，但都是同時代人，又酷愛文學創作，聚在一起所言所論多是寫作和機關裡的一些事情，漸次旁及到歷次政治運動和55年的「機關肅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不久又加入《草地》編輯遙攀。遙攀是小地方人，有點土裡土氣，但話語幽默，不顯俗套。在這五人中我水平最低，但在處境上比他們都好，不但是黨報編輯、記者，還是中共市委機關團委副書記，政治上正在走上坡路。我看重他們是能學到一些寫作技巧，他們喜歡和我接近是想知道更多的現實事情。但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正常的人際交往，半年後竟成為「四川文藝界七人反黨小集團」，另外兩人是與我從未有來往的儲一天和石天河。那麼這個「七人反黨小集團」的橫禍是怎麼衍生出來的呢？
1957年春天似乎來得特別早，這和毛澤東1956年夏天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關。這「雙百」方針對我們鼓舞特大！大家認為這下對了，中國不會像斯大林那樣子搞了，我們毛主席實在了不起。提出這個口號是如何之偉大，覺得對這個黨的未來如何之有信心，覺得中國如何有了前途。加之中共「八大」宣布階級鬥爭運動已經結束，從此之後是建設，黨好英明啊！這下中國終於好了，不再走階級鬥爭的路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會弄得像蘇聯那樣黑暗，不再是血雨腥風了。今後面臨的是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真才實學頂用了，中國面臨的是美好的前景。隨著政治氣候的寬鬆，人們對歷次政治運動有過的積怨不但可以在私下發泄，也可以在適當場合予以表露。在省委宣傳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親自在省文聯召開的「如何繁榮我省文學藝術創作座談會」上，大家發言的集中點都是在「反對教條主義」上，認為「文學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子」，是「黨管得過多過緊」，違背了文學是人學這個根本規律，過多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框框」，一致主張「打破框框」，走出「條條欵欵」，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創作」，不再作「政治圖解的工具」。
1957年1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去茜子家作客，上樓未進門，就聽得茜子莽聲莽氣地在說：「現在文藝界風氣很不正，不論寫什麼先得講黨性、主題，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把藝術變成說教的東西，媽的，連囯民黨都不如，哪裡還有點創作自由啊！」邱原接過話頭道：「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於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文學根本沒有黨性不黨性的問題，它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孕育藝術。《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是‘講話’能解釋得清楚的嗎？再有，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團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壞的。思想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
人熟了，用不著客氣，我推門而入找個板凳坐下，他們見我並不回廻繼續侃侃而談。茜子突然想起什從轉頭問我道：「曉楓，聽說肅反你也被審查過是麼？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審查是驕傲自滿，愛發牢騷，你可是工人啊！」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剛老師的牽連吧？」茜子說：「方剛可是個好人，根本與胡風沒有關係，一個老實人，活活被他們整死了。我與邱原被搞了半年，流沙河還看管過我們。現在他覺悟了，所以才和好。」
「說人人到，說神神到」。流沙河同遙攀笑嘻嘻進來了。
「好熱鬧，真是客走旺家門啊！」遙攀穿一身土裡土氣的衣服，不停地吸著手裡香菸，一坐下衝著大家說「正好，我準備籌辦一本同仁刋物，名稱叫《笑》。笑是幽默，笑是投槍，笑是匕首，鞭撻醜惡，揭示黑黯，在座諸位都是發起人和撰稿人，不過沒有稿費。」接著他當眾把我寫的一篇小稿念了出來：「笑，這是人真摯的感情流露，是無可非議的東西。但虛偽的笑使人憎惡，真誠的笑使人感到溫暖。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借笑來掩蓋愚昧，有的人用笑來附和世態，有的人借笑來表示自己有學問，有的人用笑來掩蓋內心的空虛，這是對笑的褻瀆，對笑的傷害！笑是什麼？笑是生活的浪花，時代的旋律；笑是青春的漣漪，生命的幽黙……怎樣，不錯吧？」
流沙河不輕易表露自己的觀點，對什麼事都要權衡一翻利弊得失，他不冷不熱淡淡地道：「我估計宣傳部不會批准《笑》的刋物吧？」茜子陡然站起身關上門窗，火沖沖地道：「管他批不批，辦起來再說。沙河，我們在川大讀書時，學校裡那麼多油印刋物誰批過？大不了再來個‘肅反’關個三月，一年半載！」邱原道：「亊情沒那麼容易了，胡風問題就已經搞錯了，抓了那麼多人，現在放也不是，關也不是，聽說有點難辦。共產黨不是講民主嗎，胡風公開寫出對文藝創作的公開意見有什麼錯？什麼罪？」遙攀審慎地挿上一句：「聽說公布胡風那三批材料上的編者按，都是毛主席親自寫的，我看這個案翻不了。」
屋裡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裏像有塊石頭，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答？稍停片刻，邱原十分認真和有信心地說：「不管哪個寫的，亊實就是事實，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二十年後胡風反革命一案定會翻過來。這是一個寃案，一個徹頭徹尾的寃案，是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所致，也是毛主席帝王的作風，他老人家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
茜子不僅附和邱原的觀點，還作了新的補充：「對，毛主席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獨斷專橫，指鹿為馬，說高饒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整個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1955年肅反整錯了那麼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黨權、軍權、文權全都管完了，作家、記者、編輯，全都是傀儡。」
我靜靜地聽著他們的對話，感到又新鮮又驚奇。新鮮，從來沒有聽說過；驚奇，似乎有點過頭。當時我對毛澤東還很迷信，認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全是下面執行政策人所發生的偏差，正如俗話說「經是好的，只是唸經的和尚念歪了」。我雖不完全贊同，卻又不好出面阻止，聽得邱原繼續說：「聽說共產黨明年要開展整風運動，主要整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我認為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都是終身制度，必然造成個人崇拜。西方囯家為什麼沒有個人崇拜，因為總統不但是民選還有任期。領袖終身制會造成許多悲劇，匈牙利的悲劇就是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歷次政治運動迫害的人。我們解放後不斷搞政治運動，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僅反胡風一案全囯就有兒百萬人挨鬥爭受審查，誰心裏不是一肚子氣？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上裴多菲俱樂部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任何問題，逼得他們去那裡，因為只有那一小塊地方有民主自由。」
在一側旁聽的陳秉先不知道這些天下大亊，便仰面好奇地問他老公：「什麼是裴多菲俱樂部？」茜子毫不思量，脫口而出道：「我們家就是裴多菲俱樂部，如果中國也發生匈牙利亊件，我第一個舉著旗子上街！」
他的話有點語驚四座，大家卻愣住了。流沙河即忙岔開話題問我：「曉楓，聽說你寫了《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兩個續篇？」我點頭承認。遙攀道：「我建議你把‘肅反’如何整人也寫進去，這會更有代表性。寫好後立即給我，爭取發在五七年第三期《草地》月刋上。」我道：「別急，潤潤色再說。」流沙河雖然年齡小於茜子、邱原，在言談舉止上不那麼衝動，此時他極為平靜地說：「曉楓，你說得對，一篇好文章總是千改萬改，我到同意文藝不過問政治的觀點，一個作家寫什麼黨不要去多管，文學就是文學，政治就是政治，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我認為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們國家當前最根本的問題。巴金、茅盾，過去寫了那麼多好作品，現在什麼也寫不出來了。如果共產黨再繼續管文藝，領導文藝，到時中國只有口號，書架上沒有作家的書了。」丘原喜形於色立刻表態道：「我同意沙河觀點，文人應該自己管自已，全國作協、四川作協的領導，應實行民主選舉，把黨棍、打手趕出文壇。」中國不少民謠深含哲理，「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想不到這一亱的瞎侃經一個「覺悟者」的告發後，竟成為茜子為首組織「裴多菲俱樂部反革命」的鉄證，先後兩次判處徒刑二十年，致使邱原於1969年慘死在成都四大監的監獄，我被「開除公職，強制勞教」引發二十三年的牢獄歲月，這裡不得不作一個「特別介紹」。首先看一看茜子1980年的兩張「平反」《判決書》：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80）刑申字第165號
陳謙。原名黃獅威，男，四十九歲，四川省內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聯《草地》編輯部編輯。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區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號刑事判決書以反革命罪判處陳謙徒刑五年。宣判後本人不服。提出上訴，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經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號刑事判決書判決：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現經審理查明：原判認定陳謙參加文藝界反革命集團，組織「裴多菲俱樂部」。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行不能成立。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成都市西城區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號刑事判決書和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陳謙宣告無罪。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80）刑申字第055號
陳謙，原名黃獅威，男，四十九歲，四川省內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號，原係四川省磨床廠就業人員，現在阿壩監獄勞改。
劉漢鼎，男，三十六歲，陝西省漢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號，原係成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臨時工，現在芙蓉煤礦就業。
繆文裕，男，三十六歲，四川省灌縣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號，原係成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臨時工，現已刑滿釋放。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金牛區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小組、成都市金牛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以（72）成金人保刑字第4號刑事判決書，認定邱漾（已自殺死亡）、陳謙等人犯叛國投敵罪，分別判處首犯陳謙徒刑十五年；劉漢鼎、繆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還認定張天秀、陳秉先、白翼、張雯、繆文華、肖維剛等人參與犯罪活動，但因罪行輕微，分別予以訓斥和批評教育。判處後，陳謙、劉漢鼎、繆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後提出申訴。
現經我院複查審理，原判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均屬不當。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金牛區公安機關軍事管管制小組，成都市金牛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72）成金人保刑字第4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陳謙、邱漾、劉漢鼎、繆文裕及張天秀、陳秉先、白、翼、張雯、繆文華、肖維剛宣告無罪。
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法院（章）一九八0年六月五日
茜子被判刑勞動改造五年刑滿後仍不准回家，強制留場就業「繼續改造」，他實在忍受不住那非人生活，於1968年趁「文化革命」大亂的時候，準備逃跑出囯另尋人生出路。他從勞改隊跑出來找上當時被開除公職、自謀職業度日的邱原想辦法，恰好半年前有位邱原任編輯時改發過稿件的一位老相識，在「文革」中舉旗造反，一下成了新疆某造反兵團頭目。發跡後從新疆回成都探親得知邱不幸的遭遇，邀邱原去新疆被婉拒，於是留下兩張空白介紹信說：「只要你願意來新疆，我們任何時候都歡迎。」現在茜子想逃亡，出於友誼和同情，邱原將其中一張空白介紹信給了茜子，另送一百多斤糧票和幾百元人民幣的路費。茜子企圖到新疆後出境未果，又轉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上爬上外國商輪，當然更是痴心妄想，最後潛入山西在一處煤窯挖煤度日。不乆全國對茜子發出了紅色通緝令，很快將他抓捕歸案，邱原作為支持「叛國集團」的策劃人也啷噹入獄。公安部門立即對他採取刑訊逼供和誘供，邱拒理抗辯。只好將它單囚一室，並經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個天生的鬥士，有「不自由勿寧死」的風骨。獄吏曾脅迫他說「只要你交待出同夥，我們可以立即釋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條。」。在生與死的兩條路面前，邱原選擇了「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的絕路。
在小監裡你想死也死不了，沒有毒藥，沒有利器，沒有繩索，連褲帶也被獄吏收去，除此防範極嚴，每隔両三個小時就有人巡示。為了保護朋友，他立意翻新，將吃飯用的一隻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後在一個風雨如磐的夜晚，他蓋著被子躺在床用手摸著股動脈，咬牙對準跳動的血管舉起磨尖的竹筷用力插去，插進去後再用力不停攪動，直到鮮血汨汨外流時才蒙頭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獄吏發現時，他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長逝。後監獄通知他妻子張天秀來領取遺物，那床血跡浸透的被蓋重達幾十斤。張天秀拿著血被去錦江河沖洗（因家裡沒有自來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紅色。這樣的死需要多大的決心和勇氣！一個意志怯懦的人決難以做到，不禁使人想起宋。李清照的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邱原，稱得上是一個大寫的人傑，一個雖死猶生的鬼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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